口需求的过度依赖。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尽管2010年这一指标降至5.2％，但是出口的过度增长，冲击了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从而引发了贸易战。加之，随着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我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时所出口的相当部分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普遍遇到国际产能过剩问题。加入WTO并没有完全克服主要进口国的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摩擦频繁，频频遭受国外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欧债危机，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加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中国外贸数据已连续多月收窄，外贸红利的薄化也同样不可逆转。
(二)传统红利消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首先，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过去30年(尤其是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资本密集化、劳动密集化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红利消退，人口快速老龄化，会在中国的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时，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3]。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其次，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以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换回国外的高科技产品。这种贸易格局的资源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优势逐渐趋于衰减，加上人民币快速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依赖比较优势实施的开放战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日趋减弱。
最后，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土地等资源不可能再无限供给，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也明显上涨，过去长期存在并推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和资源红利正在失去。经历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一直快速地积累着物质资本，同时人力资本快速增长。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95万人，但至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575.4万人。这些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正面临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的急迫任务。中国不再只是劳动力丰裕、土地及资本稀缺的经济体，而是正在发展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并被推向新的生产部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传统红利消退的事实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以创造新红利空间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创造和释放新红利空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收入分配不平等时，富人需求高档消费品而穷人购买力有限，导致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不足，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了国内
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要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重视消费能力的培育。中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强调效率和公平的并重，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中国现阶段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培育消费能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在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时需要注意[1]。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得有钱可花。其次，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使得有钱敢花。第三，是增加财政的公共性民生支出。其中包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在吸收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中提高消费力。将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因得到财政支持而使中低收入者有能力享受此类公共服务，从而切实提高其消费能力。第四，必须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二)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通过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措施，都可以进一步挖掘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通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
首先，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和贸易部门，由此产生的“结构红利”能够提高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使得不仅城市化和对外开放等政策制度因素本身对人均GDP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且这些因素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以及人均资本等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10]。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
展报告2012》：当前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2011年我国的流动迁移人口达到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且流向和结构与以往相比均发生重大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就业更加趋于稳定，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放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就业转移的限制，使得迁移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同时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取就业机会的进程，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政策制度保障，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从城市化领域可以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4]，使得人口流动迁移及其带动的迁移城市化发展成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获取更多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途径[10]。
其次，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实现资源的流动性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仍将面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资源的流动性问题。教育通过影响人的配置能力进而对资源流动性产生影响，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相对数量减少的状况下，应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转轨期间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增强农民的职业转换能力，让掌握一定技能、具备相应市场意识的劳动者首先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进入小城镇、小城市，甚至大中城市，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为农民创收增收奠定基础。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条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最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促进经济增长。即经由系统性技能培训和普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对学历、能力、年龄均不占优势的“三不占优势群体”(廖海亚，2012)进行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训，使之成为企业所需的劳动者，部分地解决目前的劳动力结构性问题，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将中国引入可持续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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