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润林咨询公司总经理李磊认为，在没有《期货法》的情况下，讨论国储局进行期货交易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考虑到国储的调控作用，如果光是下文件没有效果，通过期货市场调节也是一种尝试，可能效果更明显，但这是建立在成功调控的基础上，而且政府本身做期货交易，存在的风险如何控制？如何避免类似老鼠仓，如何审计，如何监管相关人员，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研究应该让谁去做和如何有效监管的问题。
（二）缺乏风险控制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于2005年12月12日指出：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铜事件代价惨重，但不能因此就对市场风险谈虎色变。刘明康鼓励商业银行坚持进行金融创新改革，开发设计更多的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合理配置风险，讲市场风险从被动管理逐步转变为主动调整和控制。
国储局所进行的期货交易具有多样化的内在风险，包括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结算风险等，而执行期货操作的人员是唯一了解现状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带来潜在后果进行认真思考的人，其他处于控制地位的管理人员可能不了解或缺乏信息去理解与投资对象相联系的的风险性质，因此期货交易的风险大于一般交易的风险。而国储局对期货交易既没有制定风险管理的总目标，也没有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基本流程。此外，对国际铜市价格走势的判断失误也说明了国储局缺少懂得期货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
（三） 期货市场应走向开放
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我们的企业不仅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根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缺少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我们的这些企业：内在内行，外在外行。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虽然是消费大国，却由于期货市场不开放，无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也无法形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导致我们在石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或许，有关部门是担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种约束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步开开放中国期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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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渐成熟起来？
而且，一旦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么，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我们将有机会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我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摆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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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时寒冰.国储铜事件，一场主角缺席的悲剧[J].搜狐财经2005年中国经济年度报告,2005 [2] 赵铁斌.期货书之国际铜事件[J].和讯期货创世纪GENESIS,2005(12) [3] 张元萍.金融衍生工具教程[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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