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第八届
教育科研论文评选
题目:论程颢和程颐教育思想的异同 作者:赵彬
工作单位:襄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联系方式:13871600311
论程颢和程颐教育思想的异同
摘要:本文以北宋理学中的二程兄弟——程颢和程颐为论述的中心,首先分析了两者在宇宙观、认
识论和人性论上的异同。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决定了二者在教育目的上的异同。程颢的人性论更加倾向于性恶论,所以他的教育目的就是惩罚。程颐对于教育的目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思想,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和教民。本文接着重点论述了二人在教育方法上的异同。
【关键词】程颢 程颐 理学 教育方法
绪论
北宋,是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北宋理学的几个中心人物中,被合称为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俩,对理学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程上承周墩颐,下接朱熹,开创了“洛学”学派,但是二程在教育思想上,依旧存在着不同和区别。
一、二程生平简介
哥哥程颢,字伯敦,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世称明道先生。程颢二十六岁中进士,任过上元主簿,晋城县令。据《宋史》记载,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巧判疑案,造福百姓。他还重视教育,并且亲自教授优秀学生。后来进入朝廷当官,程颢认为王安石独断政事,与之政见不合,形成新旧两党。王安石的新党主张变法,实行“三舍法”,兴办地方学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设置了经义局,训释《诗》、《书》、《周礼》三书,被合称为《三经新义》。程颢反对新政,他说:“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诅发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侥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漫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就此调出朝廷,与其胞弟程颐退居洛阳,专心讲学著书。等到宋哲宗即位,任命他为宋正丞,五十四岁的程颢未行而卒。
弟弟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程颐十八岁时,就上书皇上希望皇上罢黜世俗之论,而施行王道。在太学学习时,他关于“颜子所好何学”的文章,深得胡瑗的称赞。程颐五十余岁的时候,得司马光、吕公著的举荐,被召为崇政殿说书,成为宋哲宗的老师。他在皇帝面前讲学,态度严肃,议论无所顾忌,被皇上和大臣所不满。他两次遭贬,可谓是仕途不顺,晚年倡导理学,被认为是当时理学界有最大权威的人物。
程颢和程颐虽为同胞兄弟,但二人性情有很大的不同。朱熹说:“明道德性宽大,规模广阔;伊川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也就是说程颢性情温和、平易近人,“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而程颐为人过于严肃,这一点可以在他被召为崇政殿说书时,就可以看出来。程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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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就之,则予不得让焉。”二人性情的不同,可能与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有一定的关系。程颢中过进士,做过很长时间的官吏,深知为人处世的道理。程颐相比之下,做官的时间不长,官职也不大,所以读书人的清高的气息要浓厚许多。当然,他们性情的不同,对于两人教育思想的不同,也是有影响的。
二、二程在宇宙观上的异同
在宇宙观上,程颢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生”是宇宙间客观的基本现象,用他的原话就是“‘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从这一点上来说,程颢是具有积极的哲学思想的,是对宇宙本原的探讨和认知。但他又提出“天理,理也”,“只心便是天”。他的这种提法,是把天作为心作为理,是“天在心中”,“心生万物”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便在对宇宙本原的探索上,走进了唯心的道路。当然,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是唯心的宇宙观。这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经阶段,也是他们信仰的自由,我们无可厚非。但程颢又把“天理”运用于人伦方面,把其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秩序。他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如果说,早期的儒家思想还有“有教无类”、“民贵君轻”的进步之处,那么程颢的理学思想,则是强化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丧失了早期儒学的民主进步意义。
程颐也是属于唯心主义思想的范畴,但他是具有客观唯心注意倾向的。他也承认理,又有“阴阳学说”的影子在其中。他说:“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理是天下万物的根源,而道是最高的理,道又是与理密切联系的。在阴阳与道的关系上,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即一阴一阳产生了道,而非道产生了阴阳。阴阳是道的基础,道是阴阳的表现。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必须是有阴阳后有道。“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程颐在这里提出了理、气二元论。他认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理。” 程颐的这句话很具有辨证的色彩,他是从气理阴阳的角度来认识宇宙,而不是从传统的心学的角度来认识,所以说他是具有客观唯心主义倾向的。
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而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应该是他们宇宙观上的不同点。但他们强调理,认为万物必有理,这可能是他们的学派后来被发展被称呼为理学的原因。
三、二程在认识论上的异同
程颢在认识论中,看到了世间万物对立的普遍性,但把事物的变化归功于神。“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他认识到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对立的一方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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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立的另一方也会发生变化,以求达到平衡。他承认对立是生生之本,又是变化的根源。他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神,认为神促使了这种变化。他说:“生生之谓易,生生之用则神也。” “冬夏寒暑,阴阳也,所以运用变化神也。”
程颐也肯定万物都存在对立的普遍性,提出了“三生万物”的观点。“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美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他十分肯定到对立是事物两个方面的对立,而不是单方面的,或是有第三个不属于两面的东西。程颐的“三生万物”的观点是,“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老子亦言:‘三生万物’”。 “三”是从一二之间产生的,是一二变化发展的结果,而且,“三”以无穷尽的变化。我们暂时不去深究“三”是如何从一二之间产生的,这种说法对于当时社会的认知水平而言,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他又认为事物的变化是循环的变化,而不是向前的、发展的变化。“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事物的变化由此缩小为周而复始、四季更替的变化。
在二程的认识论中,最为可贵的是看到了对立的普遍性,尽管这种对立观是朴素的情感,是自发而形成的,缺乏理性思辨的色彩。程颢的“运用变化者神也”,程颐的“三生万物”和周而复始的变化观,从根本上说,都不过是中庸思想的巧妙伪装。既然神主宰着一切的变化,那么人只用安于本分,听从神的安排。“三生万物”,如果说一二是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话,三便是中间,就是中庸了。周而复始的变化观,也是说人们不要走极端,中庸而已,反正变化是循环往复的,人生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庸思想消磨人的斗志,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痼疾,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当然,中庸却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喜好的。
四、二程人性论的异同
程颢的人性论是“两性论”,一是“天命之性”,一是“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生来就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他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有自动而善,有自动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不可不谓之性也。”所以说,程颢的人性论不能简单的归于性善或是性恶,他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但从他在教学方法上的论述来看,他更倾向于人性是恶的。否则,他就不会去要求人们注意自我内心的修养了。
程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他说“性即理”、“性即道”。程颐是这样证明的:性之本是道,是理,是人人相同的。而道和理都是正确的,都是善的,那么道和理的表现——性也就是善的。程颐的性善,用五个字来加以总结,不过是仁、义、礼、智、信。在程颐眼中,仁、义、礼、智、信是圣人性善的内容,也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凡事便要从这五个字出发,以这五个字为道德标准。他的性善论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讲的,而是从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是为了使人民都成为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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