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方言的亲属称谓 Microsoft Word 文档

耒阳方言亲属称谓词语及其文化特征 雷群香 太原师范学院

摘 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耒阳的亲属称谓以及其文化特征的研究, 诠释亲属称谓作为亲属关系和亲属观念的外化符号, 以及其间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 耒阳; 亲属称谓; 文化特征

耒阳方言 亲属称谓

绪论

一、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前人研究状况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它既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极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本来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把它独立出来，讨论它与文化的关系。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2]一个地区的方言可以看做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沉淀。“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词是汉语社会中根据本民族的社会观对社会中个人地位及与他人的关系的语言确认。” 所以，亲属称谓本身及其发展变化都可以反映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

我国古代作为一个重视名分、宗法的“礼仪之邦”，一向有庞大琐细的亲属称谓语系统，对亲属称谓予以记录乃至研究的著作也很早就产生了。成书于两千年前的《尔雅》和《礼记》、《仪礼》是我国古代关于亲属称谓的最重要的著作。《尔雅·释亲》将当时的亲属称谓分为四类：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基本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父系、母系、妻系、夫系四类称谓。这种分类法是较科学的，到现在还为研究称谓的学者所使用。 书中对具体称谓的记述也很详细，共收称谓语98个，其中“宗亲”最多，为45个。就所记录“三党”（父党、母党、妻党）成员的代数而言，“宗族”类记录直系宗亲十三代，自身之上四代至高祖父，自身之下竟有八代：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晜孙、仍孙、云孙；“母党”类记录母系亲属三代，上到外王父母（外祖父母），下到从母晜弟（姨表兄弟）、从姊妹（姨表姐妹）；“妻党”类记录妻子的血亲只有两代：外舅（妻之父）与外姑（妻之母），甥（妻之弟）与姨（妻之姊妹）等。这种记载反映了古代以父系宗亲为主的亲属。《释亲》只是对亲属称谓词语的记载和释义，而没有亲属称谓的功能、亲属成员之间的礼仪规范等社会文化方面的表述。另一类著作《礼记》和《仪礼》则注重亲属制度的社会功能，《曲礼》、《内则》、《大传》、《丧服》等篇中，明确记述了人在各种亲属关系中的义务和权力，各种关系中的亲族成员之间的礼仪规范，宗族的结构体系和组织方式等。这些规定性内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两千年来的宗法制社会中礼仪文化的基础。后世又有许多训诂类、方言类、礼仪类的著作以较多篇幅谈称谓问题，一些杂记类著作或史书也辟专门章节载录称谓的材料，如汉代刘熙《释名》、杨雄《方言》，三国时张揖《广雅》，南北朝卢辩《称谓》（已佚），颜之推《颜氏家训》，唐代刘知己《史通·称谓》等。到清代，谈及称谓的著作更多，如钱大昕《恒言录》、杭世骏《续方言》等章节谈称谓语，较重要的两本关于称谓的专门著作：梁章钜《称谓录》和郑珍义《亲属记》。《称谓录》规模较大，载录博杂，其“称谓”概念属广义，内容既有民间亲属称谓（约占三分之一篇幅），又有宫廷皇室称谓、各部门官职名称，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诸种人物的名称，体例为在每条称谓词语之下列举此前文献中的解释或用例，作者自己所作说明极少。《亲属记》是约三万字的小册子，之收父族直系亲属称谓，体例与《称谓录》接近。以上这些关于称谓的著述，重点在于记录、释义、考源，或叙明亲属之礼，间有少量简要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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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0年摩尔根发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以来，在中国亲属称谓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论著，代表作有赵元任《汉语称谓》、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袁庭栋《古人称谓》等。

近年来，亲属称谓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社会语言学者的论著注重探讨亲属称谓的使用规则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伍铁平先生分析汉语中的从儿称谓语传统文化的关系，指出：“这可能反映了女人在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所以嫁到婆家以后，对丈夫的亲属没有自己的单独的称谓，而是跟着子女或丈夫称呼”。陈建民先生探讨夫妻称谓与时代、年龄、社会阶层、场合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徐志诚先生讨论汉语亲属称谓中面称与叙称的区分、用法与社会功能，等。方言学者则在客观地记录各地的亲属称谓语方面有很多成绩。

总的来看，现有对我国我是称谓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而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即对耒阳方言中亲属称谓的现状予以全面描述和分析方面，研究成果更为鲜见。伍铁平先生认为目前我国亲属称谓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关于人际称谓特别是亲属称谓的文章还不多见，研究的深度也不够均衡。” 本文虽然立意于研究亲属称谓的一般规律，但限于写作的时间、篇幅及本人的视野，无法对民间语言现象中的亲属称谓一一深入论及，故根据笔者的田野资料收集情况，本文选择了笔者家乡方言——耒阳方言语言现象中的亲属称谓试作阐述。

二、耒阳概况及耒阳方言的形成

耒阳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衡阳盆地南端，五岭山脉北面，耒水中游。东北邻安仁县，西滨舂陵水，与常宁市隔河相望，北靠衡南县，南及东南与郴州市、永兴县交界，西南与桂阳县接壤。 面积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 人口约一百万。本县境内多丘陵山地( 习惯上分为东南西北四乡, 城关镇的话与四乡的话稍有差别。本文记录的是笔者家乡耒阳肥田乡的方言。按《中国语言地图集》分区，耒阳方言应属于赣方言耒资片。据颜森、鲍厚星(1986)，鲍厚星、陈晖（2005）分区，耒阳方言属赣语耒资片。耒阳境内方言大体上分为城关话、东乡话、西乡话、南乡话、北乡话, 这几乡话内部有差别,但基本能听懂. 其周边分布有湘语、赣语、西南官话、土话、客家话，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形成了它自己独有的特色

耒阳地处湖南南部，湖南自古是南荒南蛮之地。湘北地势较平，强大的中原文化日日渗透，湘北话想必是这样被“普通话”的。而耒阳那更是南蛮之蛮，霸蛮刁蛮。（插一句，觉得南北的嚣张人差别是北猛南蛮）耒阳话也透出一股狠劲，相较湖南话硬很多，随着耒阳千年不变的县名一直特立独行的带棱带角，难于为外人道也。但笔者认为这是一块文化宝地，值得我们去开采。

周振鹤和游汝杰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强调移民对方言形成的影响，将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分为九个方面，有一种情形是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留在原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其中提到“客家”就是历代从北方南下的移民。据今人罗香林的考证，客家的南徙分五期，其中只有前两期是直接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即第一期与东晋至隋唐从山西和河南迁至长江南北岸；第二期与唐末至宋从河南、皖北渡江入赣，更徙闽南、粤北。后三期都是前三期已经在南方落户的客家再次向南方别地转移。笔者认为耒阳方言应该是属于后三期的。 还有一种情形是移民引起毗邻地区方言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甲、乙两个相邻的方言区，如果甲区的经济、文化较发达，而人口又几近饱和，乙区则相反，那么甲区就有可能向乙区移民。起初是占据边界地带，慢慢地深入腹地。甲区的方言也因此扩散弹乙区。汉代扬雄《方言》屡次将“南楚江湘”相提并

论。“南楚江湘”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南全省。古代湖南应该是使用同一种方言——湘语的。但到了现代湖南境内的方言却有好几种，这是历代以来受到邻省方言侵蚀的结果，其中以江西方言的影响最大。湖南的赣语地盘和赣语影响是历代大量接受江西移民的结果。江西移民所使用的方言，对湖南方言产生程度不等的冲击。两者之间发生取代、融合、混杂等变化，变化的情况跟移民的数量、年代和迁徙的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耒阳方言的形成主要是受移民中的这两种情形的影响，当然一种方言的成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外界的移民、地理的阻隔、民族的融合等外因，还有其内因即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亲属称谓

亲属称谓词是人类较早出现的词汇, 是民族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种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和使用特点体现了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反映了该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耒阳方言亲属称谓有其独自的特点。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亲属关系的研究是人类学产生以来的核心研究内容。开创者 摩尔根通过把亲属称谓作为亲属制度的遗存来推演文明史,婚姻作为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 式,又与氏族的类分紧密相关。后来的学者对此持批评的态度,如罗维用很大篇幅专门反驳其氏族与家庭出现时序上的判断。[1 ] 克罗伯探讨了人类学关于亲属称谓的生物/ 社会/ 心理的归属争论后,干脆认为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2 ]结构- 功能论者则把亲属称谓置于社会的层面,把它看做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从而可以通过系统分析法而不是历史推测法来了解社会结构。[3 ] (P63～65)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制度是思维在无意识层面上建立起来的。[4 ] (P267) 其“亲属制度的普遍理论”则建立在群体间的互惠交换上,所有亲属制度的基础由横在这些讨论中,问题的核心是亲属称谓与社会群体关系在何种层面联系起来。上述研究角度使我们了解到亲属制度在总体上与人类文化的关联,也因普适性的追求而对具体社会把握不足。按利奇所述就是“太迷乱于描述制度的逻辑完善,而忽略了经验性的事实”。[6 ] (P117) 因而要将亲属关系视为一个经验问题,着眼其在特定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7 ] 弗特斯在《非洲部族社会的祖先崇拜》中,就把亲属、继嗣等社会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系起来作为权利与义务体系,从而把亲属研究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研究者也论及,对亲属关系实质内容的揭示必须将亲属关系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联系

亲属称谓是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族成员和本人关系的名称, 是基于血亲姻亲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的相互称呼的名称、叫法。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最基本的血亲、族亲和姻亲关系。恩格斯指出: 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 2] 而是人类血缘关系、婚姻制度的反映。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过: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亲属称谓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语言化石!, 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例证。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的亲属称谓语, 它们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内涵。本文将黔东方言苗语亲属称谓置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 在文化语言学的视野下分析其构成特征, 揭示隐含于其中的文化内涵。

亲属称谓是民间亲属制度的一部分。民间亲属制度，是关于民众的亲属关系、亲属观念和亲属称谓的社会规范。它是民间的习俗惯例，而不是国家法律从公民间权利和义务关系角度对亲属范围和亲属关系的规定。不同国家政权所制定的法律对亲属概念和亲属关系有不同的表述，而民间的亲属制度却是自古以来世代传承的体系。具体说来，这套制度是周代亲属制度的沿袭。周代的亲属制度在《仪礼》和《礼记》里得到明确和系统的记载。此后由于受到历代与国家政权契合的儒家文化的宣扬，这套制度在民间得以长期遵行并成为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后世虽有补充和局部变异，但基本格局和精神没有大的变化。耒阳方言中的亲属网络与周制也是大致相合的。

考察称谓的一个重要原则的区分面称与背称、口语称谓与书面语称谓。赵元任在《汉语称谓》中强调将面对面交谈时使用的直接称呼与指称他人的间接称呼、口头用语与书面用语区分开。后来我国学者在称谓研究尚区分面称与背称即主要受此影响。费孝通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也提到了这两个角度的区分：“中国亲属称谓从语言处境来说大致可分为四类：（1）某人直接与亲属说话；（2）某人说话时间接提到亲属；（3）某人用通俗口语描述亲属关系；（4）用书面语表述亲属关系。 面称是称呼人与被称呼人面对面交谈时使用的直接称呼语。背称又叫叙称，是听话者不是被称呼者时使用的间接称呼语。民众对面称与背称的运用受到的礼俗要求是不同的。如在乡村对非亲属关系的长辈，当面须按双方辈分关系确定的拟亲属称谓语来称呼，背后却可以直呼其名或在其姓名后加拟亲属称谓语；在亲属关系中，姻系称谓语的面称与背称往往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是两套不同的用语，如媳妇对公婆当面称“爸爸、妈妈”，背称时叫“公公、婆婆”。后者是确切表明双方姻亲关系的词语，较为客观，较少礼仪成分；而前者实际是一种拟血缘称谓，媳妇用之称呼公婆是受礼俗规范而为的。有些称谓语专用于背称不能用于面称，如“小叔子”、“小姨子”等。所以对称谓语区分面称与背称是必要的。由于面称是称呼人与被称呼人直接打交道，比背称受到更严格的礼俗要求，我们以面称为主要考察对象，并兼及背称。 图1： 满满（女） 姑爷 外甥 外甥新妇 外甥 外甥新妇 重外甥 重外甥女 重孙子 重孙女 重孙子 重孙女 孙女 孙女婿 孙子 孙新妇 孙子 孙新妇 孙子 孙新妇 姐姐 姐夫 自己 老老 老头新妇 哥哥 大嫂 老家家 老奶奶 伯伯（女） 爸爸 妈妈 满满（男） 婶子 伯伯（男） 妹妹 妹夫 女儿 女婿 儿子 新妇 侄儿子 侄新妇 侄儿子 侄新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