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意见来修正方案，其政策方案本身的质量会得到优化，后续的执行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2、从政策的科学性和技术理性分析。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主要涉及以下基本知识:(1)政策制定的社会性事实。即政府通过调查和收集而掌握的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等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公开化，向公众开放，既可以检验事实的准确性和充分性，也有助于公众理解和认同依据这些数据而做出的政策选择;(2)形成决策方案的专业性知识。如方案选择的依据、效果预测、对比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应在决策过程中对这些方法提出明确的适用要求，尊重科学方法运用的结果，并向公众展示方案形成的基本过程，接受公众及公众聘请的专家的监督与质询，以期形成知识竞争与方案优化。
北京限行政策的理性化、科学化程度并没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充分有效的证明。公众对为什么要限、为什么这样限等“方案合理性”问题仍有很大质疑。事实上，有很多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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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私车数量激增与公共交通结构失衡、建设不足都是北京市交通恶化的重要原因。限行政策只抓住了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够。改善北京交通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堵”，即限行，另一条腿是“疏”，即改进交通规划、发展交通设施—前者治标，后者治本;前者是公民负担，后者是政府责任，二者此消彼长。如果政府事先经过科学的评估与研究，如实说明现实状况，合理分担政府公共建设责任与公众负担义务，提出相对明确的交通改善计划，而不是“一限了之”，可以设想新限行方案会更加合理并得到更多的支持。
(三)简评北京限行政策
就目前的新限行措施来看，政府的心态一直是试验性的，是可协商的。通过简要的民意调查，政府将积累已久的北京交通问题正式设定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问
题，否则任由车辆(特别是私家车)快速增长而无任何管制措施，将带来“公地悲剧”。政府在将交通作为一个“政策问题”界定之后，以来自特殊状态下奥运管制经验的弱化方案，进行日常时期的政策试验，应该说从政策制定的问题意识、回应性、试验性安排以及可协商的民主空间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车辆限行政策从一定层面上缓解了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使居民出行变得更加便利。
但是，良好的初衷与积极作为并不能弥补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性与科学性资源的匮乏。本文的分析表明，在这一个案中，政策的形式合法性得到基本的满足，但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仍存有很大不足。从民主性层面看，这一政策所涉利益重大广泛，但公众参与不够充分，参与的途径和参与有效性严重不足，民主性的缺乏也导致政策方案的妥协性。从决策科学性方面看，在方案选择和论证过程中本来应当发挥重大作用的专家理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这导致了专家和公众对决策科学性的疑问，不仅可能造成政策所选择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隔阂，而且也将使政策有效执行面临挑战。
参考文献:
[1]王锡锌的《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年
[2]国务院出台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3]王乐夫的《公共行政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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