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有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焦竑《献征录》等。前者记明代内阁首辅十六人事迹，“事多目击，曲折详尽，较史为备而可信。”后者收录明初至万历间3500余人传记分类编成，对清代的《碑传集》编纂有直接的影响。
至明清之际，系统记载明史的著作更多，著名的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藏书》和《石匮书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至于笔记野史记载当时的农民起义、南明史迹、经济、学术科技、地理风俗和南海交通等，更为丰富。 三、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明代后期，王世贞、焦竑等人在史事的考证上都作了不少工作。而在考证方法上有所建树的则为陈第和胡应麟等人。
(1)明语言考据学家陈第（1541-1617）。
清人张裕钊认为：“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盖加于前时，然陈氏首创之功，顾不伟哉！”
(2)胡应麟（1551-1602）在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较集中地表现在《史书占毕》和 《四部正讹》 ，后者尤为我国古典辨伪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具有启蒙色彩的清初史学
一、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与经世史学 晚明以来萌发的启蒙思潮，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鼎革剧变中，经一批进步思想家的奔走呼喊，更发展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思想洪流。 政治上猛烈撞击着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主义。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
黄宗羲：“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亦不敢自谓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顾炎武：“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故“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此外，黄宗羲之强调工商“皆本”，顾炎武肯定人之私心为其常情和主张“因而用之”的思想，以及颜元思想中的男女平权倾向，也都继承和发扬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潮传统。 学术上反对空谈，倡导经世实学
不仅要求将儒家经典的精义施诸实践，还极力主张关注现实政治、财政、边防、风俗等切于人生日用之事。
其治史，也主张“取古今经国之大猷，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
在治学方法上，经世派大多十分推重“实测”之学亦即实验科学。
王夫之认为“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 认定必须从物质现象出发，方能求得事物的原理。其余如顾炎武治学之重证据和实地调查，颜元之倡导“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和德、行、艺皆须“征诸物”等思想，也都反映了这一特征。 经世派史家的活动 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以整理一代文献自任，致力于当代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如黄宗羲编撰《明史案》(已佚)、《行朝录》九种、《明文海》、《明儒学案》，王夫之撰《永历实录》(南明桂王政权史)，顾炎
武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万斯同编纂《明史稿》等；
二是经史考释和古今山川风俗制度之辨析，如顾炎武之《日知录》等； 三是历史哲学及古今史变之探讨，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
清初经世派史家的思想倾向 (1)反对君主专制。
如王夫之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只有“保其族类者为之长”，能够为天下人谋利而获得天下人拥戴者才有资格称君主。对于那些不能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君主，完全“可禅、可继、可革”，即将其废掉。 (2)张扬民族思想。
如王夫之称：“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惟桑维翰当之。”顾、黄之史学也都具有表彰民族气节、反抗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倾向。
(3)注重探讨明亡原因。 二、清初三大经世史学家 顾炎武的经史考证
(1)顾炎武的行迹和学风。
明末奔走抗清，明亡弃家北游，足迹遍于山东、陕西、河北、陕西等地二十五年。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认为治学目的为“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了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顾炎武遗迹
(2)顾炎武的经世史著
A.《天下郡国利病书》 。首为舆地山川总论(分地脉、形胜、风土、百川考四篇)，次为两京及明十三布政司辖下各地情况；次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及其入贡。所论大多为社会经济，对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等问题也有不少记载。 B.《日知录》。
其考证方法对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影响至大： 一是纵贯百家、考辨源流：
二是广求证据，重视实地调查。 三是“采铜于山”，反对因袭。 四是鉴别史料，力戒盲从。 黄宗羲与浙东史学
(1)黄宗羲的学术渊源： A.南宋以来的浙东学术。
B.浙东学风的特点：一是经学、史学并重；二是具有突出的经世思想。 C.家庭教育及师承。
(2)《明儒学案》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A.《明儒学案》的内容。
B.《明儒学案》的体例及其学术创新意义。
《明儒学案》：清黄宗羲撰。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本书将搜集到的有关明朝三百年学术流派比，将200多个学者分成19个学案。每介绍一个流派，先叙述它的渊源流别，
概括要旨，然后列举该派的代表人物，各立小传，略叙一生经历，摘录重要言论，提示学术思想特点，而加以评论。是研究明朝学术思想的一部最重要的史著。 (3)黄氏开创的浙东史学及其事业传人 A.万斯同与《明史稿》 B.全祖望的史学。 黄宗羲遗迹 王夫之的史论
(1)传统史论基本视角和风格。 (2)王夫之史论的思想价值：
王夫之的史论代表作是《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书的出现，一改以往史论常见的就事论事和说教程式，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阐发推进到了新的境界。 首先是具有相当明智的通识感，主要表现在： A.注重探讨事物发展的源流变迁。 B.注重历史因果关系的探讨。 C.注重背景分析的历史主义倾向。
其次是含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意味，特别是历史进步发展观念。
局限：A.过分强调“夷夏之防”，B.仍未完全跳出循环史观的窠臼。 王夫之遗迹
乾嘉史风的形成与得失 一、清王朝对史学的严密控制 清统治者自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将文化政策与其巩固政权的目标紧密结合，对学术采取了两种主要的控制手法：
(1)以笼络手段软化和极力消弭知识分子的民族反抗意识： 如顺治、康熙时开馆招士修明史。乾隆时召集士人修《四库全书》。
(2)大兴文字狱，以暴力剪除文化异己。康熙初至乾隆四十四年。其中涉及私家修史的大狱主要有：A.庄廷鑨史狱(1663)；B.戴名世《南山集》狱；C.吕留良、曾静文选狱；D.陆生枬史狱。
清代文字狱举例
沈德潜《咏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遂遭破棺戮尸。
而徐述蘷《一柱楼诗集》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李驎《虬峰集》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等句，都因涉了”明“、”清“等字眼，被定为重案。
二、乾嘉考据史风的形成
(1)考据朴学成为清代学术主流的原因：
A.统治者的高压文化政策，造成思想萧条，当代史研究不振，学者倦谈时政而宁沉潜于比较单纯的知识探究。
B.乾嘉时期，清统治进入全盛阶段，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趋于繁荣，为一些学者潜心学问和常年整理考证文献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 (2)乾嘉考据学的内涵：
A.重训诂、校勘等文献学辅助方法。 B.内容以稽古博古为特征。 C.学术理性得到强调。
(3)乾嘉考据史学的基本成就
A.对旧史的辨伪、校注与考证； B.旧史的辑佚与改作； C.补旧史志表。
?(4)乾嘉考据史学之及评价：
?A.乾嘉“实学”与清初经世实学精神之比较； ?B.乾嘉考据学自晚清以来的遭遇； ?C.平心论乾嘉学风。
三、乾嘉三大考史家 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 (1)王鸣盛的治史之道
其名言：“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2)《十七史商榷》的考据特点与学术价值 A.引证广博；
B.特重地理、职官等方面； C.实兼史考、史论，谓：“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针而砭之。” 钱大昕与《廿二史考异》 (1)钱大昕的经史观 。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2)《廿二史考异》的内容重点： A.官制和舆地；
B.对某些历史专题的贯通研究。就考证的水准而言，钱是三家中最精审的。
钱大昕手稿。封面签题：“演易，云花生题”。 此稿未刊入《潜研堂丛书》末有近人王国维跋。钤有“杭州叶氏藏书”、 “景葵秘籍印”。 赵翼与《廿二史札记》 赵翼的治史特点：
(1)注重问题的系统性； (2)注重比较。
(3)史论较有见识 。
传统史学理论的总结
代乾嘉考据学风披靡一世之时，敢于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为史学研究另辟蹊径的首推章学诚 。章氏在文史学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为《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其中《文史通义》对传统史学理论作了系统总结，取得了的成就，通常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同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双璧”，并且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一、章氏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1)针砭时弊，重建合理的史学功能观。
他认为：“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即不但应内具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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