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视角下村镇银行关系型借贷案例研究：以客家村镇银行为例

嵌入视角下村镇银行关系型借贷案例研究：以客家村镇银行为例

一、引言

面对严重的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始终处于政策性失败和市场性失灵的双重困境之中（陈军、曹远征，2008）。作为我国新型农村金融中介的代表，村镇银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担当了填补农村金融空白、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和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缺位的重任。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景，村镇银行必须面对恶劣的金融环境、滞后的征信系统、高昂的运营成本、狭窄的资金来源渠道等严峻形势，依然陷入传统农村金融中介发展的固有困境之中。与现有的其它正规商业银行相比，村镇银行规模小、信贷对象特殊，不可能建立与正规商业银行同样的决策与管理机制，其决策更多地依赖信任等“软信息”，而农村社区“软信息”的获取渠道主要是源于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在劣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如何利用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国农村多年形成的社会资本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形塑比较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是村镇银行的经营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必须思考的课题。 二、嵌入式交易成本：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传统经济学中，人们假设交易成本为零，认为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协调所有的资源配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认为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性因素以及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交易特性因素的制约，社会交易必然存在交易成本。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核心是寻求不同契约形态下最适合的治理结构。所谓治理结构主要是指“一种决定交易完全性的制度架构”（Williamson，1979），亦即“交易发生时所包含的明确与隐含的契约结构”（Williamson，1981）。因此，交易成本理论从经济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如何形成最佳的治理结构，从而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经济效果。

对于交易成本理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1992）批评了威廉姆森提出的治理结构是低度社会化的论调，认为他没有考虑具体的个人关系，尤其是市场上存在的信任关系。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为

企图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14][15]。因此，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尽量避免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Granovetter，1985），要充分考虑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拥有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显然，格兰诺维特试图把人际关系与信任结合起来讨论交易成本的决定问题。

按照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思想，人际关系能产生信任，进而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罗家德（2000）传承了这种思想，以人际关系连带、信任与交易成本等研究台湾民间借贷，发现其人际关系可以转化成金融借贷信用。本质上，此时的交易成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成本，通过与嵌入思想的理论链接，形成了“嵌入式交易成本”，从而有效避免了社会学家高度社会化与经济学家低度社会化的研究倾向。具体来说，嵌入式交易成本因交易主体之间人际关系的相互嵌入及其运作而产生了相互信任，进而信任及其联动节约了信息甄别、契约签订等交易机制的执行成本，因此嵌入式交易成本在数值上小于或等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当且仅当信任为零时，二者相等。嵌入式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思路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增强彼此间的信任，而彼此间信任度的提高将降低嵌入式交易成本。显然，人际关系的亲疏与信任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随着人际关系由疏至密，信任度也由弱变强，如图1第Ⅰ象限所示。从图1第Ⅱ

T1 T2 o C C2 Ⅲ C1 C2 C T Ⅱ T1 T2 o C C2 Ⅳ C1 R2 R1 R T Ⅰ C1 o C1 C2 o R2 R1 R 图1 嵌入式交易成本分析思路

注：C代表嵌入式交易成本；T代表信任度；R代表人际关系

象限可以看出，信任度与嵌入式交易成本呈反向关系，即随着信任度增强，嵌入式交易成本递减，原因是信任度的增强将节省讨价还价、拟定合同以及执行和监督合同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通过第Ⅲ象限的转换进入第Ⅳ象限，得出人际关系与嵌入式交易成本呈反向关系，即随着人际关系由疏至密，嵌入式交易成本递减。那么这个理论上的假设是否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本文将通过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方法

（一）个案的选择

在选择案例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第一，我们需要选择的村镇银行必须位于农业主导型的地区，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会更具说服力；第二，该村镇银行所在地区应该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能够较方便地从该村镇银行、政府部门及农村社区获得相关数据。经过上述考虑，我们最终选择梅县客家村镇银行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梅县客家村镇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国有控股地方性银行，成立于2010年11月3日，是广东省山区首家村镇银行。梅县客家村镇银行秉承“立足地方、面向‘三农’、服务百姓”的经营理念，坚持“特色银行、精品银行”的指导思想，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服务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为主线，严格按照“合规经营、稳定发展”的原则，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梅县客家村镇银行的金融产品颇有特色，开发出“新农贷”系列产品①。 （二）访谈对象选择

本研究虽然集中于村镇银行，但围绕着村镇银行的业务开展涉及到多方行为主体，本次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了政府、村镇银行和社区农民三类行为主体。这主要是因为：①村镇银行从设立到经营都会受到政府的管制，这种影响是不可忽略不计的，而且还会涉及到前文所论述的政治嵌入；而村镇银行在农村社区开展关系型借贷，作为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应该作为重点访谈对象；农民（农业企业）是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将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影响到借贷业务等金融服务的开

①

该系列产品包括：农户养殖业贷款、农户种植业贷款、农产品加工贸易小额贷款、青

年农民创业贷款、农家子弟成才贷款、农户临时小额周转贷款、特色农业推广贷款以及扶贫小额贷款等八大类产品。

展。②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三方的访谈更能印证各方的观点与事实，有利于我们获取真实信息，有利于提高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访谈方式选择

在各种数据来源中，访谈是本研究的重点。Fontana&Frey（2003）认为，“访谈”是试图了解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最普遍、最有力量的方式之一，它包括多种形式，在研究上使得研究目的、对象与研究规模具有多元效用。“深度访谈”是将“访谈”资料在收集方法上更进一步深化，在本质上，深度访谈是通过立意抽样的方式找出合适的被访者，包括研究对象的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专业人士，以求能挖掘出专业意见。此外，由访问者建立对话方向，并针对被访者所回应的一些额外话题加以追问，因此理想状态状况是由受访者负责大部分的谈话（Babbie，1998）。

本研究为确保访谈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在考虑研究动机与相关限制后，决定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即参考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附录一、二、三），对被访者进行较开放式的深度访谈。平均每次访谈进行约一个小时，个别访谈进行的时间更长。所有的访谈均在2011年12 月1日至2011年12 月5日间完成。 （四）信度与效度检验

Yin（1994）提出，案例研究的证据来源有六种：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即物证，而且不同资料最好能在相互验证之下做出相同结论，这有利于研究者全方位地考察问题──历史的、态度的、行为的，这些资料相互印证，其结果更为准确，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Patton（1987）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证据三角型：不同证据来源（资料三角形）、不同的评估人员（研究者三角形）、同一资料的不同维度（理论三角形）以及不同方法（方法论的三角形）。一般来说，资料的来源越多，研究的效度就越高（Roos，2002）。

为增强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除了采访客家村镇银行管理者外，我们还对村镇银行的业务人员、梅州市政府金融办以及社区农民进行访谈，即对同一份资料从三方面进行确证核实。为实现资料三角化，除访谈外，我们还收集了大约200 页的档案数据，包括村镇银行的组织结构图，政府的相关文件，村镇银行的宣传手册、内部期刊、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对村镇银行的报道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