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作者:蔡碧兰 指导教师:李新灿教授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

摘 要: 在《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狐的篇章有82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它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她们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本文就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及其性格特征、意义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狐女形象；创作背景；性格特征；意义

On \

Cai Bi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than 40,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Pu Songling's \spirit, successfully depicts a female fox portrait view, whether it is meticulous fine description or crude pens, big is beautiful, good, and a symbol of wisdom. Female Foxe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eaning a brief analysis.

Key words: female fox image; creative background; personality traits; meaning

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象中，狐狸这一角色，自古以来以负面形象居多，最为特出的当推助纣为虐的妲己，她使商纣王遭致国破身亡的覆灭命运。大约肇始于这个形象，狐狸贪婪、狡猾奸诈、魅惑好人、背信弃义等无恶不作的角色定位便确立了。历代以来，人们关于狐狸的情感体验便局限于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而后快这样一个狭隘的范畴，数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

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却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狐的看法。蒲氏笔下的狐女，她们大多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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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一、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

（一）与狐精原型的文化内涵有关

蒲松龄热衷于对狐女的描写、对狐女的赞誉，与中国传统的狐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丰富的狐文化，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狐”是众妖形象中的一种，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不仅具有超现实的能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久远的文化意蕴。在上古时期，九尾狐就是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后来其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为一种瑞应，“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禖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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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传说里，为了治理洪水而操劳得“股无肱，胫不生毛”的大禹，他的夫

人涂山氏之女，其原型就是九尾白狐。所以《青凤》中的老狐自称“涂山氏之苗裔”[2]，借大禹提高身价。《焦氏易林》云：“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说明早在两汉时期就有狐妖迷惑女人的故事流传了。但这时有关狐精的记载都只有零碎片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妖的传说逐渐趋于完整生动，在这个时期的怪异小说，狐的形象往往被着意刻画为淫媚的妖魅。《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称阿紫”[3]。《太平广记》中也有“野狐名为阿紫”的旧说。此为阿紫传说，淫妇阿紫化为狐，便把淫性带给狐，狐便成了淫兽。狐乃兽中至淫之物，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

在历来的文学塑造中，狐渐渐定型为与情、爱、性密切相关的形象，成为放纵和野性的象征。狐的情、性又特别易于与人类发生关系，所以选择狐作为作家刺贪刺虐的工具尤为有力。“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 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1]

在众多狐精故事中，唐代出了别具一格的《任氏传》，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具有鲜明的人性。作品富有生活真实感，情节虽涉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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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给人虚妄荒诞的印象。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形象由淫狐变为情狐的转机，预示着志异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狐女，具有让人不可抗拒的美貌和风情万种的姿态。然而不同的是，相较于以往小说中的狐狸精而言，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多了几分人性，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清纯可爱，少了几分狐媚妖娆；多了几分情真意善，少了几分虚情假意；多了几分机智聪灵，少了几分恶毒阴险。蒲松龄因此颠覆了传统，颠覆了历史。他通过描写狐女来呼唤和引导女性的觉醒，令“狐狸精”成为美丽与智慧的结晶。

（二）与蒲松龄的现实处境相关

蒲松龄热衷于写狐女，赞狐女，这与其现实遭遇有密切关系。从蒲松龄的生平看来，其参加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七十一岁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化为泡影，他无法走进主流社会，除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则是做私塾教师，将近四十年，可谓潦倒一生。

在这四十年当中，蒲松龄远离故乡，虽有妻室，却长期分离，因此他无法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欢乐，其基本欲求也只会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由于他只是一个乡村的穷教书匠，生活中无钱财与权势，既不能娶三妻四妾，也无力宿娼狎婢，于是他只能通过写作，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所有虚幻的女性尽情呈现，藉以代替性地满足其欲求。《聊斋志异》中如《狐女》、《双灯》，就讲述了狐女来去神秘，她们向男性自荐枕席，与男主人公交欢后又匆匆离去的故事。这其实是反映了蒲松龄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欲求。

纵观《聊斋》所有人狐之恋，通常都是讲述一个贫困的书生在孤寂或抑郁或苦闷中得到狐女的爱慕与垂青，接而人类与异类就陷入情爱，从而人类的一方就拥有各种惊喜与收获。其中，狐女不但貌若天仙、聪颖机灵，且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她们能冲破封建制度的礼节，不计较男子的穷困潦倒，给予穷困的书生极大的精神安慰，不断带给书生物质上的需求与生活上的欢乐。事实上，这些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写照与情感寄托。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理想追求放到虚幻的作品中，从而使得作者的心理体验得到自由的宣泄，也使得生命的痛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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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解，寂寞的心灵得到安尉。这一点，不但关乎作者本身，也道出了穷困潦倒的清代男子们的心声。

(三)民间风俗对狐女创作的影响

“心理、习俗、信仰、通常经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表现出来，并被固定在一定的制度与生活习惯上。”[4]人们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属于民俗学范畴。民间的风俗观念不仅受到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统治者制定的风俗政策的制约，具体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观念。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人们受各具特色的民间风俗观念的制约。

在中国原始信仰中，狐崇拜成为物崇拜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动物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同人类一样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宗教与原始迷信，同时也与一定文化地域上的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狐崇拜也是万物有灵论观念作用的结果。在清代，狐崇拜十分流行，一些家族的排位中还供奉狐仙。在民俗观念中，人们把比较妖娆的女子称作是狐狸精，其原型就是以狐狸为标志的部族中长得漂亮的女性为标准。

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聊斋志异》广泛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以及民间习俗等。民间抓鬼的仪式活动与趣事被蒲松龄改编成为妙趣横生的故事，如《狐谐》、《狐入瓶》、《捉鬼射狐》等，这些篇目正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的体现。

蒲松龄记录了大量的民俗节日活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地域特点。他曾经写过一篇《煎饼赋》，描写了二月二日在山东一带制作煎饼的习俗。民间的二月二日俗称为龙抬头，成为祭神和祭祖的民间习俗。自古以来婚丧礼俗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活动，在《狐嫁女》中写道：殷公前往破楼里面，看到狐女的房间摆设奢华，一打听才知道今日是狐女大喜之日，前来祝贺的亲朋熙熙攘攘，房间里灯亮如白昼。丫鬓、佣人等把狐女带出来，狐女“环佩璆然，麝兰散馥。”[2]

新娘的美丽、新郎拜父母以及在佣人的簇拥之下羞答答地走到新郎面前的具体行为等这些婚俗描写都在婚礼仪式中紧凑地表现出来。

二、多姿多彩的狐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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