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格局。从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学者主要有罗青、廖炳惠、蔡源煌、邱贵芬、廖朝阳、蔡铮云、张小虹、陈儒修、曾庆豹、邓元忠等，台湾的后现代诗人作家代表有夏雨等，剧场创作者有钟明德等，郑明利主编过一些后现代主义方面的书，孟樊写过台湾后现代诗学方面著作。近年来，关注后学问题并从事后学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不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领域亦有新的拓展。其成果表征为翻译了不少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论著和文集，但直接就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撰写的专著却很少见到，大多是个别就西方后学某个专家（如德里达等）或课题进行研究。发表“后学”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主要有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中外文学》和《当代》等。本文主要打算通过对台湾地区的后学主要人物思想的探讨，对其“后学”地图和最近概貌有所了解，以展开进一步的思想对话。
一 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路标
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于1989年在台湾五四书店出第一版。这部翻译和介绍性著作，是中国学者较早的学术翻译和研究著作，能够使人对当代西方和中国大陆港台的后现代地图有一个基本了解，值得重点评说。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
罗青[1]的代表作《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共分为七部分。其中：“导言”，作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纲要，分别简介欧美各国的后现代学术现状和学者思想，同时对台湾地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基本研究状况加以坐标式的定位，使人能够获得某种总体印象。“文学篇”，主要翻译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中的一章，使人能大略看到哈桑的思想。“艺术篇”，则主要翻译介绍莫道夫《后现代主义绘画》的思想。“哲学篇”，全书翻译了利奥塔德的重要著作《后现代状况》，可以说，正是利奥塔德这部重要的后现代著作的最早译介，使得罗青这部书具有了较厚重的学术含量。其后，“本土篇”，对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状况以及艺术发展作了一些描述。“年表篇”，则对欧美的后现代阶段和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加以罗列，使人能清楚地在时间的推移中把握到西方后现代和大陆台湾后现代的发生发展和基本轨迹。最后，“附录篇”列出了两篇对罗青该书的书评。
在导言中，罗青简要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基本发展态式，以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著述，然后概括地说明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就台湾引进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表而言，罗青认为，“台湾大约在1980年左右，开始引进‘后现代主义’式的说法。最显著的标竿是当年出版的《第三波》。??此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建筑、绘画??等等讨论，亦相继出现，在1986年左右达到高峰。该年，美国方面研究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学者如詹明信及哈山，先后多次来台北访问讲学。使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及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2]尽管美国的“后学”理论家到台湾并引起后现代文化艺术的论争，但是在台湾地区是否进入后现代的问题上尚存在着颇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有些则认为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这反映了台湾近几十年存在着农业、工业、后工业三者混杂的状况和处于走向后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这种过渡时期中，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一种对当代社会的阐释方法，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社会转型进行描述，甚至以后现代主义观点回顾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新的解释。正是这种泛后现代思维方式，使得罗青认为，中国古代已经有后现代因素了。“中国书法在唐太宗时，便出现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这样的作品。这是唐僧沙门怀仁把当时公私收
藏的王羲之书法，先加以复制，再用剪刀将之解构成个别的单字，然后重组成一篇新的文章。从此出现的画谱及彩色套印笺谱，都是利用这种复制、分裂、重组的模式来制作的。明朝出现的城市造园，也充分的利用了此一记号学式的模拟复制手法，把三度空间及二度空间中的各种资讯单元，复制重组，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后现代式建筑风格。”[3]在这里，罗青大胆地将后现代的复制和拼贴手法，往前推到唐代或明代。但是问题在于，后现代不仅是一种复制重组的技术，而且是一种在后工业信息社会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信息传递方式，一种整体性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方式，简单地说中国唐代书法明代建筑已经“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后现代式”风格，恐怕会出现很多理论难点，而且这种过分地将西方他者理论本土化，也要冒一些时间空间上的巨大文化差异的风险。
在本土篇中，罗青用了三讲的篇幅展开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其中第二讲《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较全面地阐释了台湾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反映，其知识发展的方式获得新的突破，社会的价值观及生活形态朝向多元主义迈进。在思想解构中，所有的观念意义与价值都从过去固定结构中解构出来而可以自由漂流重组。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逐渐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从60年代开始，台湾在食衣住行、娱乐出版、生命遗传工程等方面都出现了后工业社会信息膨胀和标新立异的新症候。在音乐、绘画、文学方面，一些艺术家也改变过去的艺术思维方式，有意识地采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作品中的后现代表现因素逐渐增多，风格各异。罗青在此比较清晰地列出了台湾后现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对传统模式的解构式重组和多元共生式创造。
在罗青看来，后现代主义除了采用复制拼贴以及多元混杂的特征外，一个重要特色是把庸俗的世俗文化与严肃的精英文化融合起来，但是二者杂糅又时时造成矛盾的反效果。因此，在文化艺术中使大众通俗与严肃高尚相结合并未能成为后现代主义驾轻就熟的转型方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罗青坚持，在当代社会巨变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的转型：哲学上张扬解构主义思想而将传统的思想重新阐释和厘定；文学上关注后设语言而消解中心主义的价值模式；社会思潮方面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个人主义的特殊性的张扬；艺术方面则是创新的尺度成为整个领域的新规范，从而使任何僵化的体制和规范归于解体。后现代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突破了传统的篱藩，走出了一条在信息社会中的后现代的不归路。
罗青的功绩不在于他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本书的理论建树方面看，并不能称为是很厚重的。罗青的意义应该是：首先将西方的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翻译介绍到本土，使人能知微见著，从而使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研究走出了初期介绍的格局，将后现代的研究转入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推进了大陆和港台学者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后现代文学艺术和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他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后现代观念的正确把握，使中国后现代艺术具有了一个试验空间。这种翻译引介和身体力行地后现代诗歌绘画创作结合起来，显示出罗青的基本特色，当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提升和系统化的学术问题。
(二) 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如果说，罗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研究从面上拓宽了后现代进入台湾话语场域的言路，那么，廖炳惠[4]则从理论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成为本土理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
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主义问题与现代主义有深刻内在的关联。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中认
为：巴比伦塔在《圣经》中的地位有些诡异，它似乎在道出上帝的能力权威时又暗加毁损质疑，在表明人类的无能为力之时又暗示其逾越潜能。廖炳惠通过现象发现矛盾而使问题显豁出来：上帝使人的语言混淆是否为一种惩罚？对人而言这是损还是另一种得？或者是在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人与神、潜能与现实和辩证关系？廖炳惠从这里展开思想的论证，更深一层地触及到通天塔中人神身份问题和语言同一性问题，进而强调：“如果把追求统一、新生的现代主义整个夷平是后现代之举的话，那巴别塔可说是后现代的源头了。??巴别塔的失利则让人类了解到未来及新的领域危机，同时体会到断裂与不连续性，人类从此各自为政，企图从统一整体建筑的废墟中走出自己的路。”[5]这一段文本意义分析，敏锐地看到了在寻求同一性与寻求差异性、寻求整体性与寻求零散性的人与神的根本思维裂痕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差异问题，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内在转换。换言之，廖炳惠认为，“后现代从巴别塔那儿找到了源头，哈伯玛斯想以理性的统一去重建后现代的巴别塔，李欧塔、德希达等人看出巴别塔之后的的多元，萝丝主张从中找到人与上帝的新关系。”[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以理性的同一获得语言的统一而重建人类理解的共识性的现代主义者，而利奥塔德和德里达则看到人类交流的差异性而张扬多元文化取向，这种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冲突的剖析，使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性和他者的权力性有了新的解构思维进路。从巴比伦塔这一角度切近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可以见到廖炳惠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着力点之所在。
在《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中，廖炳惠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曾在台湾风靡一时，如今则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但流行之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依旧是不甚了了甚至误解。有些张扬后殖民的人反复申说这类时髦话语，而另一些人则望文生义地动辄排斥，这两种人都未必了解后殖民论述形成的过程及其洞见与盲视。“一般人对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不是太轻易接受，信手拿来便套到台湾或用在任何遭到压抑的肤色、性别、阶层上；要不就是以跨国联盟的左派思想去驳斥后殖民论述，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契入世界之间的不均发展及更加恶化的跨国剥削。不管是采完全接受或彻底排斥，这两种学者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同时也没注意到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化理论的不适切性。”[7]廖炳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超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文化意涵，并在对西方学者傅科、哈伯玛斯、泰勒等有关现代文化的话语分析中，引申出台湾社会面临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对以下问题的实质做出审理。
其一，对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加以考察。后殖民批评家以“殖民主义”一词取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中惯用的“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检视帝国与殖民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殖民的延伸意义。廖炳惠认为，“随着新殖民与后殖民的并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传统，针对本土与环球文化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现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坚持文化差异。绝大部分的‘后殖民批评家’或‘后殖民知识分子’是在此种社会环境（越战及冷战结束）里受高等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学、研究所，然后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国，形成其‘后殖民’观点，与欧美正崛起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彼此搭配，在推波助澜之下，俨然是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8]廖炳惠注意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构成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强调知识话语本土化和普遍性的双重性。这种殖民文化社群重新阐释自身的传统并确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亚洲，由于被殖民经验的错综复杂，使学者们在用后殖民的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与文学时，仍然受制于中心话语理论。台湾历史的艰难历程，使得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景观，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下呈
现的是曲折多维的心理结构，而且作为知识分子，在世纪后殖民语境中，更对这种铭心刻骨的殖民经历有着话语挤压的内在创痛，并在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中表征出来。
其二，现代化理路及其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使当代社会面临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混杂，个人的视觉与想像思维不断被大众媒体所诱导所左右。后殖民话语因为在东西方的不同语境而无法确定其普遍有效性，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台湾的文化分析，只能在局部分析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或有选择性地描述、解释或预设某些层面而已，无法深入洞悉台湾目前的文化状况。“从台湾来谈后现代或后殖民经验已不再那么简单，更不是提倡本土论述，扬弃理论，即能解决。要切入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争辩空间之前，我们得先整理一下后现代文化论述的脉络，并将这些理论与西洋现代的文化或政治形式作某种程度的关联。透过这种整理，我们或许会明白后现代的描述及先辈策略有其内在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出后现代论述如何将他人文化转化为‘正被弱势化’（minoritizing）的族群与风尚，以至于未能具体面对与自己完全同的其他社会。”[9]基于对后殖民理论有限性和西方文化中心理论的警惕，使得廖炳惠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设定限制，对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台湾文化政治文本做出了一些理论框架性描述。在后殖民研究中，有必要探讨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多种正面与反面影响，尤其在对东方双语（bilingual）知识分子或多语信息的消费与再生产行为的研究。在廖炳惠看来，这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在迈入新殖民主义的地区而又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如何针对本地的政治社会性和文化问题在跨国经济和学术架构下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在国际公共场域的势力不断以媒体、技术转移、调查报告等方式形成国家政府和民族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应如何弄清这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危机？（三）相应于日益频繁的解构中心解构经典与移民或文化交流等活动，非欧美的地区怎样翻译和运用其他世界的信息或将本土文化信息译介到欧美世界，其接受情况如何？（四）在逐渐国际化的同时也愈来愈凸显国际不均匀的文化政治局势下，艺术演出与公共话语如何定位并发挥其作用？都市及其公共空间如何呈现其新形象或功能？而面对这些变化，旧有的文化评论形式如何与逐渐丧失兴趣的本土大众或开始感到兴趣的外地文化社群产生互动？（五）跨国艺术赞助机构在促进某地区文化或政治形式的交流上怎样发挥其作用？在分列了上述话题之后，廖炳惠强调当代东方世界中，双语精英的出现使得后现代后殖民处境复杂化。问题还在于，后殖民话语大多是基于作为英、法、德、美的殖民地的非洲、印度等地的经验，与许多亚太地区及港台的半殖民经验并不相同。因此，在他看来，就香港或台湾等地而言，后殖民分析是否能够成立还是一个疑问。
其三，后殖民与新殖民的关系。后殖民话语与新殖民话语当然不同，后殖民是一种解构殖民话语，而新殖民则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去文化殖民。在这一点上，廖炳惠认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毕竟是进口欧美的理论，为了避免盲目地陷入同时又不截然对抗后现代或后殖民的论述，需要对其加以反省：“（一）后现代（至少古典后现代）有其西方现代情境下的局限；（二）后殖民是在具体历史经验中发展出的论述，对其他社会不一定适用；（三）目前在亚太地区所发展出的双语（或双语以上）的资讯消费与再生产现象，已非这些理论所能掌握；（四）如何以亚太文化经验，在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差距之间，找出另一条路，至少对双语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个挑战。”[10]应该说，廖炳惠的这一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不少盲目推进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者的理论误区，他在后学如日中天时看到了其对亚太地区状况产生的未周延性，在后学理论进入第三世界时抱持一种设界和划定有效性范围的学术态度，这使他能在具体论述中，不仅采用后殖民理论的有效性，而且能通过这一理论看到本土学者或双语精英的现实问题。廖炳惠在分析《刚下船的中国移民》一剧时，充分采用了后殖民理论的正面性效应，使其阐释能够知微见著，认为剧作者在此剧中写出了双重的后殖民问题，一是透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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