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的不合理必然使贫困农民无法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加剧社会的分化与矛盾。所以改善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也尤为重要，只有通过收入合理再分配才能使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起到更好的减贫成效。
1.救济性扶贫为辅做实农村低保扶贫开发属于“造血式”扶贫，而救济性扶贫则属于“输血式”扶贫。扶贫开发适合有劳动力能力并居住在具备开发能力地区的贫困人群，那么剩余的不具备劳动力能力或居住在不具备或不适宜开区的贫困人群则必须靠救济性扶贫来保证其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维持公民基本生存尊严。所以开发扶贫只是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救济性扶贫作为反贫困的辅助手段也必不可少，只有开发式扶贫与救济性扶贫共同配合才能涵盖所有贫困人群。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救济性扶贫主要手段。经过多年扶贫开发都没能脱贫说明扶贫开发的局限性，政府必须对不适合扶贫开发的对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国家的扶贫关爱能惠及所有类型的贫困群体。从目前实施情况看，很多省份都是把国家划定的贫困线作为农村低保标准，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农民提供农村低保补助。农村低保如能准确瞄准贫困户，对贫困农民收入缺口进行补助就能彻底实现农村绝对贫困的终结，将对农村反贫困发挥重要的兜底作用。现在必须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低保的投入，加强、做实、完善好农村低保政策，保证好农村低保执行的公平、公正。通过扩大低保覆盖面，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金使得更多贫困农民切实受惠。
除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外，救济式扶贫还包括一般社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医疗救助等。医疗救助作为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充，能更好帮助贫困农民得到或增加医疗补偿以减少疾病对其的巨大冲击。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后的临时救助能帮助贫困农民更快恢复生产、生活。要注意处理好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与其他救助的关系，通过协调使救济式扶贫发挥最大化功效，使各类贫困农户都能得到各自所需的救助，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救济性扶贫只能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加大投入来改善，必须认识到救济性扶贫在当前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加强救济性扶贫对开发式扶贫的补充和兜底作用，通过开发为主救济为辅，两条并行的手段来共同实现反贫困目标。
2.通过制度革新保障收入再分配向农村倾斜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结构，政府对城市的各类投入都远高于农村，造成农村发展的滞后，对农民的歧视，人为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均等，把农民这一阶层普遍推到相对贫困的状况。要解决阶层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单纯经济开发的反贫困政策不可能解决。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等一系列的制度革新来保障、实现城乡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通过农民能力的提高来解决阶层性的相对贫困问题。
Yang Du and Park（2004）[10]认为户口并不是影响农民迁移的主要障碍，教育程度低和信息闭塞才是关键。所以户口制度改革并不能马上解决城乡割据的问题，户口放开没有其他相关政策配套实施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相对贫困问题。现在必须以户籍改革为契机，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农民发展权利、机会的均等，并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改革，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来增强农民的能力。介于目前农村、农民发展机会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的现状，也只能通过收入再分配对“三农”的倾斜来改善。收入再分配调整可以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培训投入力度，引导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村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的建立并逐步同城市并轨，来实现农民发展机会、权利的平等，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降低农民的脆弱性，通过解决能力贫困实现农村反贫困终结。
（三）加强财政体制改革保障地方政府充足的财力进行反贫困
我国扶贫资金多头管理，涉及部门利益众多，由于部门间缺乏有效地协调沟通，导致无法保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必须改变扶贫资金分散割据的状况，通过整合资金形成合力更有目的、指向性地投入进行农村反贫困。当然部门间由于利益驱使协调相当困难。而且发展到现在农村反贫困已不再是简单的扶贫工作，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扶贫，不仅要扶贫开发，还涉及到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多方协力才能提高贫困农民的发展能力。所以如何整合财政扶贫资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全国各地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找到适合当地情况的反贫困道路。研究发现中国教育、医疗、农村低保等很多公共服务的事权都由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政府负责。Ravallion andChen（2007）[11]认为财政支出有助于减少贫困，省级及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比中央财政支出更能促进贫困减少。我国的财政体制结构是，财权集中在中央，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财力集中上移到中央一级，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机制则更加剧了地方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对称，加上行政权力的赋予不是来自人民选举而是上级政府的指派，必然造成很多本该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没能有效提供。由于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更不完善，所以省级以下财政支出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导致很多贫困的县级政府，贫困人口越多，财力越紧张，本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未能有效提供更加重了贫困的程度，陷入“贫困陷阱”。农村反贫困要更通过广义的扶贫即基本公共服务不同地区间、城乡间均等化来实现，就必须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力，确保各地方政府都能公平地提供全国大致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水平。只能通过财政体制改革，通过中央和地方财力调整，通过加大对贫困地
区转移，特别是改善规范省级以下政府转移支付来保障实现。
总之，中国农村反贫困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要想实现农村反贫困的更大突破，单纯的扶贫开发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矛盾、根源采取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多项政策综合推行才能实现贫困农民发展机会、权利的平等，才能提高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贫困的终结。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EB/OL].http:/ /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EXTEAPCHINAINCHINESE/ Resources/3885741- 1199439668180/ China_PA_Report_March_2009_chn.pdf.2009- 3.
[2] 林毅夫.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9):5- 8.
[3] 马国贤.后农业税时代的“三农”问题及涉农税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 费孝通.乡土中国[J].世纪出版集团.
[5]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J].2006.
[6] 李小云.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3):34- 38.
[7] 王小鲁.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J].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8] 刘明宇.贫困的制度成因[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9] 杨颖.发展、分配对反贫困的影响：2002—2010[J].华东经济管理,2011,(5):60- 63.
[10] YANG DU,ALBERT PARK,SANGUI WANG.Is MigrationHelping China’s Poor?[M].2004.
[11] MARTIN RAVALLION, SHAOHUA CHEN.China’s(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Journal of DevelopmentEconomics,2007,(82):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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