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摘要：隐士是与整个中国历史相始终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朝历代，隐士

从未绝迹，只不过他们归隐的性质不一。陶渊明在自身远离政治的前提下，在立足现世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使人生内容得到最大的充实丰富，并最终在历史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然其选择归隐是必然的，笔者将从外界和内在两个因素做出阐述。首先，陶渊明因家庭原因自小受到儒家传统教育，东晋时期又盛行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之风，再加上频繁的战乱，政治迫害的不断，因而希企隐逸之风劲吹。这些对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都有深刻影响。其次，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就是‘返自然’，自然是指导他生活的创作的最高准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要摆脱那些束缚人之天性的功名利禄之类的樊笼，恢复自己的本性，过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

关键词：陶渊明 归隐 出仕 田园

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隐士是与整个中国历史相始终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朝历代，隐士从未绝迹，只不过他们归隐的性质不一，有以不同形式、目的而隐居的隐士，而以目的分，不外乎以下四类：

第一类，对国计民生毫不关心。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便是“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1]这些隐士的行为，于国于民均无丝毫好处，说穿了，不过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罢了。

第二类，因为反对社会革新或进步而归隐的隐士。如果说第一类对人民无好处但也无坏处不说也罢的话，那么这类人阻止社会进步与革新，于国于民，有害无利。

第三类，为着升官发财而来归隐的隐士。鲁迅先生曾说这些隐士们，“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 ‘城市山林’里，这就是正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了”[1]。

第四类，陶渊明式的隐士。陶渊明在自身远离政治的前提下，在立足现世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使人生内容得到最大的充实丰富，并最终在

历史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陶公千古高人，其情热而真，其质淡而远，故其文皆为人格之表现。不可学而至者。” [2]“他是像苏轼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的。黄庭坚也说：‘谢康乐、瘐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在这个时代而有了陶渊明那样的真实的伟大天才，正如孤鹤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夜天。”[3]陶渊明之隐既是经过理性选择的回归之隐，也是始终不忘“济苍生”之隐，不同于前三种隐，“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在对仕途的背离和对自己天性的肯定中实现的。”[4]有很强的积极意义。钟嵘《诗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5]。对其归隐的必然性，将从外界和内在两个因素做出阐述。

（一）外因的推动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和道家学说影响最深，在归隐这个问题上两家各有看法，这直接影响到归隐的动机。孔子认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6]“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6]“隐居以求其志”[6]。儒家到底是以出仕为主，不能出仕的时候便隐居起来静观时势，待到“有道”之时东山再起。孔子还认为“人能弘道”[6]，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6]，孔子把出仕参政看作是对道的推行和弘扬，而归隐不过是根据外界形势所选择的一种立身之法，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6]的完成对道的维护和捍卫。儒家并不赞成长沮、桀弱、荷蓧丈人这些采取避世态度的隐士，认为不出仕便不能为统治者效力，而君臣之义是万万不能够废除的。恰恰是这类决计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可以被看作是道家的先驱。道家宣扬的归隐是纯粹的消极避世，他们认为人间一片污浊，世事无一可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深山里寻找精神上的自由，主张“贤者伏处大山勘岩之下”。所以庄子面对楚王的重金邀请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道家不仅将针对世俗的隐身，更讲针对自身的隐心，他们提倡过一种“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生活。在于强调“吾丧我”，“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这样就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了。

对作为隐士代表的陶渊明，人们常常从儒道两家思想对其影响出发考察其归隐动机。有人认为陶渊明在思想上宗儒，这是因为在陶渊明诗中有“少年汉人事，

游好在六经”“先师遗训，与其云坠”、“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这样一些句子。由于他生逢乱世，按照孔子“无道则隐”的教诲，陶渊明便“归去来”了。也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宗道，“宋代朱熹《朱子语类》称：‘靖节见趣多是老子’，‘皆出于老庄’。”[7]原因是从他的诗中可知他是很推崇庄子：“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悟性欲何求。”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把士不遇的原因归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为了复真还淳，他选择了归隐，还是道家思想占了上风。不可否认，陶渊明自小受到儒家传统教育，东晋时期又盛行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之风，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都有深刻影响。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方面都发生巨变的时代。政治上大一统的格局已经解体，独立的，或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减弱，独立庄园经济兴起。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罢黜百家，独醉儒术”以来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历史性的冲击。读经——入仕——扬名这一封建文人最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赫赫皇权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相当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深处由对国家和皇帝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对入仕的极端光崇尚和向往转向对个人价值的注重，他们追求自我享乐、自我满足和个性自由。这样的时代风气弥漫于知识分子阶层，再加上频繁的战乱，政治迫害的不断，主张超乎世俗又注重自然的玄学的兴盛，因而希企隐逸之风劲吹。生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不可避免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而此时的东晋政治又极其腐败，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就陶渊明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代晋称帝。尤其令人心悸的是那个时代的滥杀。晋代的文人们或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或死于战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阮脩、殷仲文、谢琨都死于非命。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于是为全身而隐遁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向儿子说明自己的个性、志趣爱好及归田的原因，其中就说到他处在一个做人要讲究“机巧”的时代，而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说自己不肯逢迎机巧，若继续为官，

难免重蹈嵇康、陆氏兄弟等人的覆辙，因而竭力辞官归田。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弃官并非当初不想当官，而是因为这个官场太黑暗、太腐朽，排挤他、压抑他，他的归隐乃是对现实对官场的极度绝望，“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既然现实抛弃我，我也就抛弃现实，所以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陶渊明，为避祸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在《隐士不遇赋》中，他这样写道：“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因此“陶渊明的功业理想只能是海市蜃楼，游宦官场带给他的只能是心里上的失落和心灵上的扭曲。”[8]他这样一个对政治痛心绝望的“善觉者”，他不愿牺牲于“不义”的官场中而最终选择了逃遁。毅然辞官归隐，走上了躬耕陇亩的道路。

陶渊明的入仕与归隐也与其家庭背景有着直接关系。陶渊明生于一个仕宦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渊明颇以之为荣。“显赫的

[9]出身背景造就了陶渊明浓厚的家园一体思想。”在《命子》诗里他大加宣扬：“桓

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颇谓斯心，而近可得？”对比自己，他感叹：“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祖上的功业激励着他要有所作为来证明自己无愧于前辈，但初次入仕就令他失望，他只做了名江州祭酒，官职卑微且杂务繁多。这是因为“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是两晋时代的政治格局，不仅士庶之间界限及其森严，就是普通士族也休想染指权位要津。陶氏虽因陶侃战功显赫而跻身士族之列，但因为缺乏根基，与王、谢、桓等门阀世家地位高低自见。而且陶渊明祖父并非承袭长沙公爵位的嫡系，父亲亦多少有些隐逸思想，不以出处为意，处于家道衰落期的陶渊明的境遇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直到二十九岁才有机会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陶侃后裔，陶渊明内心总是怀着很强的优越感，而一旦入仕，现实中的自己与理想中的自己由于相距遥远，优越感与卑微的官职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何况他的上司王凝之又是以平庸之人，让“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听命于他的摆布，在那个是个体气度风神为至高无上，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魏晋时代，无疑是对陶渊明尊严的极大侮辱。近代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于清谈之关系》亦称：“陶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之结果及依据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