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原因及社会效应
一、两孩政策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因而，两孩政策的出现也不例外，有其产生的根源。我国人口再生产步入了现代型，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已经成了人口政策的主要矛盾，需要亟待解决。这说明人口政策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生产要与生活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客观规律”。 （一）人口老龄化加深
一孩政策推行之久，促使我国的生育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低生育率具有巨大的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我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更何况如今普遍实行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又会抑制生育意愿”，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不仅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国从整体上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人口未富先老势必消耗掉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进而延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下，我国人力资源丰沛的优势渐渐消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将迟缓。处理因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国际上一般认为“每100名女婴相对的男婴数在102～107之间属于正常范围”。调查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0：108，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00：111，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00：117，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接近100：130的水平。自古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刻在民众脑海里。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后，该思想被激发到了极点：人们利用现代发达的B超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的人工中止妊娠，导致新生婴儿男孩的出生率越来越高，女婴出生率却持续走低，即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它的单维性致使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优化、优生的要求，一味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把出生人口数量控制当作了绝对的甚至唯一的人口政策目标。近年来，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例如，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概念和加大打击“两非”力度等举措。这些举措虽然都在良性改进人口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却没有改观。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一孩生育政策中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作刚性的、不可调整放松的前提，改变其单维性，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是当前最佳的人口政策选项。 （三）失独家庭频繁发生
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以生育一孩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
策实施以来，“多数中国家庭形成了‘421’家庭结构，在该结构中，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逐渐弱化，使得这些家庭在面对风险时十分脆弱”。当下，421家庭即独生子女家庭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失去子女的现象愈发普遍，2013年，人口学家就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失独家庭将达到1 000万。但是面对庞大的失独家庭，国家和社会在经济补助、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养老关怀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十分滞后。失独家庭不单单关涉到家庭和个人的损失和伤害，而且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针对失独家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帮扶、保障制度，只能使这些家庭在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尽量降低而已，治标而不能治本。想要在根本上应对失独家庭问题，就必须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实施均衡的人口发展战略。
（四）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
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现象即用工单位时常招不到职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工价持续上扬、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也有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基于丰富且廉价劳动力人口。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得益于1960年至1990年间相对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产生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人口。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优势。“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在2013年却比美国低26%，虽然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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