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戚家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俞通源墓出土素面玉带1副⑤（图3），共见素面玉带板21块，其中长方形带板8块，桃形带板5块，圭形尾2块，玦形带环2块，带扣2块，钉形2枚。带板形制较为特殊。 A 标19副：
素面玉带的数量最多，其中共有19副符合标准形制，即带板形状为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和圭形，带板数量为20块的，以及现存带板数量不足20块，但仍可以按照带板排列位置补齐后达到20块的。例如南京郊区郑强墓出土玉带1副⑥，共18块带板，圭形尾2块，长方形7
块。小长方形4块，桃形5块。从排列位置可以看出长方形和桃形分别缺失1块，补齐后便是20块的标准形制。 另外，在定陵出土了带板数量为13块和12块的玉带⑦，带板形状以桃形和椭圆形为主，这种形制的玉带仅见于皇帝墓中，故视为个例。 2、B 类雕花玉带 B1型1副：
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墓出土琥珀腰带1副⑧（图4），共见带板20块，皆以琥珀雕刻而成。其中圭形尾2块，长方形8块，小长条形及带委角小长条形各2块，桃形6块。带板呈紫红色，减地浮雕人物舞狮图案，每块带板上的纹样均不相同，狮子作卧、蹲、跑、回首等不同姿态。人物在狮子旁边做各种牵引姿势。主体纹样之外还雕有火珠、宝锭、珊瑚等
杂宝，雕工精致，线条流畅。
这类纹样的带饰在宋代被称为“狮蛮带”。这是明代出土的唯一一件琥珀带板革带。墓主身份不详，但从其出土位置东距明岐阳王李文忠墓约150米，西南距中山王徐达墓约200米来推断，墓主可能为李文忠或徐达后代。从墓中出土铜钱最晚为“隆庆通宝”可推知此墓为明代晚期墓葬，但从此带形制和《明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皇帝常服。 洪武三年定， ......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带用玉...... ”⑨来判断，此带可能为皇帝赏赐之物，时代在明代早期。 B2型1副：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继妃孙氏墓（万历十年，1582年）出土的一副雕花玉带⑩较为特殊（图5），系由不规则的长方形、桃形、瓜形、吊兰形的16块带板组成，带板上刻画出牡丹纹样并描金，背面有穿孔。这副玉带形制与官带差别甚大，推测可能为命妇的燕居之带，故不具代表性。 B 标13副： 按照A
标的划分标准，在雕花玉带中符合标准形制的有13副。如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之妃王氏墓（崇祯七年，1634年）出土的玉带1
副，共见带板17块，有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长条形3块，桃形5块，除圭形外，其它形状各缺失1块。带板透雕带翼麒麟、山石、松枝、花卉纹，镂刻精细。 3、C
类包金玉带（含鎏金铜托玉带） C1型1副： 汪兴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6），共见带板14块，均为新疆和田白玉质，纹饰玲珑精巧，背面还托以金片。呈葵瓣形带板4块，镂雕云龙戏珠纹，其中有2块葵瓣形带板一侧还作出垂环状，应为蹀躞带形制。另8块呈半葵瓣形，雕镂流云纹，圭形尾2块，雕镂云龙纹。 C2型1副：
南京吴祯墓（洪武十二年，1379年）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 副，带板20块。有方形、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半月形等多种样式，侧面和下部镶有0.05厘米厚的金皮。 C3型1副：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荒王朱檀墓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7），由20块白玉带板组成，带板多作各种大小的长方形及带委角的长方形。带板全部透雕灵芝纹，并由金片包镶，金片也镂雕花纹。 C4型1副：
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徐钦墓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副，由16块带板组成，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带插销的长方形1
块、带委角小长方形2块、桃形2块、带扣2块。带板托为金质，上镶白玉，玉质洁白无暇。圭形尾的金托上各雕一麒麟，麒麟昂首张口，周围饰云纹，雕工精细。 C5型1
副：
南京郊区出土鎏金铜托雕花玉带1副，带板17块，其中圭形尾2块，带委角椭圆形5块，半月形4块，桃形2块，小椭圆形2块，长方形1块，带插销椭圆形1块。形制较为特殊。带板为铜鎏金，上嵌青玉，除圭形尾雕琢瓜果纹外，其余皆雕琢花叶纹。 C标5副：
为定陵万历皇帝、南京魏国公徐墓、南京守备司太监怀忠墓、江西戴贤夫人徐氏墓和梁庄王墓出土的5副玉带。 4、D 类宝带
定陵出土了嵌宝石的大碌带和宝带各一条，从用料到工艺都体现了帝王之尊贵。由于地位上的差别，在此不用皇帝的宝带与其他人做比较。除皇帝的宝带外，梁庄王朱瞻垍墓、王文渊墓、沐睿墓各出土一条宝带。 D1 型1副：
梁庄王朱瞻垍墓（正统六年，1441年）出土的宝带，带板形状符合标准形制，但其数量为24块，多出2块长方形和2块长条形。 D 标2副：
正德七年（1512年）入葬的王文渊墓出土宝带1
副，带板20块，与形制相符。每块带饰表面镂刻缠枝莲，并嵌色泽、大小各异的宝石，最少的一块嵌3颗，最多一块上嵌11颗，共嵌宝石142颗。
沐睿墓出土嵌宝石金镶玉带1副（图8），这是已知宝带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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