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试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学生姓名：卫新巧 学号：200602020029

政法系 历史学专业 指导老师：苗杨 职称：讲师

摘要：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为儒学从排斥到“独尊”做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性三品”、“德主刑辅”等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对转化后的儒学有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吸取转化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Shu Suntong, Lu Jia, Jia Yi, Han Ying and somebody els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fucianism, which was excluded before but exactly respected now. Based on Confucianism, Dong Zhongshu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deas,such as“Heaven and Man”, the ”Universal”,”Three Grades” and “Morality First Punishment Scond”,thus,enriched and developed Confucianism after he widely absorbed the various thoughts of pre-Qin.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history research,the transformed Confucianism should be fairly orientated.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Confucianism; Drain

前言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1]汉初，统治者推行道家的“黄老政治”，儒学被拒之门外，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适应形势的需要，发展了儒学，所以人们称经他改造后的儒学为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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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一 董仲舒新儒学转化的背景

（一）汉初到汉武帝前期儒学的发展

汉初，黄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未放弃生存和发展。秦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起提供了巨大机会。当时的儒家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这些历史重任，在当时由于儒家学者的努力，而被逐步付诸实践。其代表人物有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人。

叔孙通进入刘邦政权后,开始了他复兴儒学的历程。首先，叔孙通积极入仕, 主动向皇权靠拢。其次, 叔孙通不拘旧礼, 制定新仪, 使儒学开始为皇权服务， 皇权与儒学走到了一起。叔孙通没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事业, 但他开创了儒学与皇权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司马迁《史记》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陆贾接受黄老思想的影响，有无为而治的提法，但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有为，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德教作为政策的指导思想，仁义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与力量。

贾谊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仁义和法治要本末分清, 仁义德教是根本, 权势法制是辅助, 两者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两者不可偏废，这就是贾谊所表现的融合儒法为一的新儒家思想特点，他的民本、礼治思想也渗透着儒法融合的特点。他的思想是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婴对秦的苛政暴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认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他不反对法治。在人性论方面他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继承和发挥荀子的思想，肯定了荀子的无神论和天人相分的思想。

陆贾、贾谊和韩婴的思想共同的特点是荀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儒法融合, 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 或在儒家思想中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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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家的思想和观点。也正是这些思想, 在当时发生了实际的影响, 并为后来的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挥, 成为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二）董仲舒实现对儒学转化的条件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学说盛行全国，这对安定政局、修养生息、发展生产起了有益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级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汉武帝继位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需求。于是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势在必行。这为儒学走向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汉武帝即位之初，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一代将相列侯早已亡故，文帝、景帝时代成长起来的大臣也都衰老多病，治理国家急需有真才实学容易开拓的人才。刘彻血气方刚，锐意进取，着手选拔人才，亲自主持“策试”，品德优秀的称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文学”，先后进入朝廷和郡国任职。汉武帝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时，董仲舒应召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

董仲舒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与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家境富裕，有大批藏书，少年时就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汉朝尽一份力量，对儒家六经深入钻研，他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等政治主张和思想，希望以此为汉王朝服务。董仲舒治《春秋》时非常刻苦，他钻研经注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3]可见，董氏不仅学业专精、学识渊博，而且早在汉景帝年间就获得了广泛的尊崇和较高的学术地位，这为他担当新儒学生成大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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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

（一） 创新君权神授思想、天命论、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

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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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首先高屋建瓴,在哲学层面提出了创新意见,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学说。 他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大大发挥了西周以来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君权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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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董仲舒为了给君权神授思想一个合法的理论根据，他继承了西周以来关于“天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为适当限制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过去，思想家将仁义道德说成是天意，在诸侯纷争的时代，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要依靠争取民心，不敢胡作非为，对人民剥削、压迫不敢太过分，精神受到天命论的束缚，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施行仁义。秦统一天下，解除了天命论对精神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压迫百姓，直到被农民起义推翻、江山覆灭。那么，怎样才能维护长治久安而不至于灭亡呢？那就要适当限制皇帝的权利，经常使皇帝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不敢肆意胡作非为，古人的天命论就是一种限制皇权的枷锁。董仲舒对天命论进行翻新，使它成为天人感应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在完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董仲舒所谓的“天”指神秘化的天。他认为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克，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刑罚的表现，阳是恩德的表现。天通过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5]从有意志的天出发，董仲舒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分成两个步骤：首先，他认为人和万物既然都是天生的，就跟天处处相应。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其次，借助所谓天人同类，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即所谓“君权神授”,这就为汉代统治的永恒合理性作论证和辩护;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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