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艺术

对于诗，很多都人会有敬而远之的态度。“诗歌是通往心灵的小径”，而这条小径有又太神秘了，常叫人遍寻不着，更别说走了——大多数的人更愿意奔向小说、戏剧这样的康庄大道，因为它们要好走得多。久而久之，诗歌就越来越少人问津了。

如今的我们读网络文学，读微博段子，读年终财报??????但鲜有人再读诗了，诗歌的时代似乎已远离我们。

某一天，读了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我发现，这本被公认为是古典主义文学的“法典”的书令我有了重新审视诗歌的兴致。以下便是我读《诗艺》（第一章）的一些想法与感悟。

一、肯定诗人必须有灵感，必须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感觉不到吟咏的神秘异秉，如果星宿不使他生来就是诗人，则他永远锢毕在他那褊小才具里??????还是不要自苦吧，强学诗终会失败，莫以你爱吟咏就认为你有天才，也该怕学诗不成，到头落得空欢喜，你应该久久衡量你的才华和实力。”

由这段可见，布瓦洛认为诗人并非人人可当的，合格的诗人必须要有天赋与灵感。这似乎有悖于我们说的“有志者事竟成”，可怜诗歌创作的确并非仅靠后天勤奋便可达到的，真正优秀的诗歌需要有绝妙的灵感，这便要求诗人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才华——而才华与灵感这些东西真是勉强不来的，它是上帝给诗人的馈赠。

中国有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但依我看来，这样“吟”出来的“诗”是难有精品的，这样培养出的“诗人”也是不合格的——他们顶多只能算是诗匠，所做之诗有匠气，而无才气。因为音韵、平仄、对仗这些形式上的技巧或许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培养出来，但诗歌的“意境”却绝不可能靠技巧获得的——而“意境”却恰恰正是诗歌的灵魂——它只能在诗人灵感的火花迸发的刹那被捕获。

因此，布瓦洛奉劝那些平庸之人不要强学做诗，“向往着文艺生涯，要走这艰难途径，还是不要自苦吧，强学诗终会失败，莫以你爱吟咏就认为你有天才，也该怕学诗不成，到头落得空欢喜，你应该久久衡量你的才华和实力。”

二、提出诗歌韵与义理的配合

“不管写什么题目，或庄严或戏谑，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地互相配合，二者似乎是仇敌却并非不能相容；音韵不过是奴隶，其职责只是服从????????在理性的控制下韵不能束缚理性，义理得韵而愈明。”

诗歌本是灵感的果实，其迷人之处正在于有高明的义理。音韵会使得诗歌锦上添花，但它绝非是诗歌的主角。如果我们一味追求音韵的华丽而忽视其他，那么诗歌义理的表现力就必然会被削弱，这便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愚蠢行为了。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永明体”诗，便是一个因过分讲究音韵而影响义理的反面例子。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轮扁不能言之??????”（《南史?陆厥传》载沈约答陆厥书），可见永明体对音律的苛刻要求，必然会给诗坛带来了一些弊病。

诗歌的创作，必须要首先明晰“韵为理服务”这一原则，切不可本末倒置。我认为，在不影响义理的表达的前提下，适当追求音韵的美，可以令诗歌的音韵与义理相辅相衬、熠熠生辉，会令诗歌更加完美；但是若过分追求音韵，“以理就韵”，那么音韵便会化为一副无形的

枷锁，捆绑住义理这一诗歌的灵魂。

三、强调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

“首先要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布瓦洛的“理性”是指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与道德规范，如忠于国王、忠于公民义务、个人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以此看来，我不免觉得布瓦洛的所谓“理性”多少有些取悦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的意思，显得有些饱受，我认为这是布瓦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难以回避的局限性。

我们的诗歌的确需要布瓦洛的“理性”，但在此之外，那些注重人的内心需求、肯定个人的力量的“感性”也是不可少的。

布瓦洛是一位坚定的崇古主义者，在古典主义者的眼中一切文艺样式都应该“与理性完全结合”，而布瓦洛又特别指出，“戏剧必须与理性完全结合”，“情节的进行、发展要受理性的指挥，绝不要让冗赘场面淹没着主要目的”，“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

四、强调“开宗明义”，否定浮夸俗滥

“也有时一个作家肚子里意思太多，不说尽一个对象绝不轻易放过。如遇到一座宫殿，便先写它的面景；然后又写些平台请你去——光临；这里是一个石阶，那里是一个走廊；那里又是一个阳台，栏杆都发着金光。他数着天花板上圆和椭圆的藻井；到处都是雕花呀，到处都是绶带形。我跳过了二十页想看看是否结束，哪知还是在花园，简直是无法逃出。莫学这些作家啊，避免这浮词滥调，累赘的无用细节你应该一概不要。凡是说得过多的都无味而可嫌；??????谁不知适可而止就永远无法写作。”

中国人称那些表述毫无节制，冗杂乏味的文章“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可见文章的表述必须要有节制，不懂得取舍主次只是一味地倾泻语言，这样只会令人生厌。文章尚且如此，那么一向讲究精炼的诗歌就更要避免浮夸俗滥了。

冗杂的叙述会妨碍主体思想的表达，不仅令人厌烦，更叫人不得要领。因此，我认为布瓦洛提倡的“写四个字删三个字”，并非只是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它是一种耐心斟酌，懂得区分主次，懂得取舍的创作态度，这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五、肯定诗歌语言风格的“风雅”，否定俳优打诨

“无聊的俳优打诨蔑视着常情常理，曾一度眩人眼目，以新颖讨人欢喜。从此只见诗里面满是村俗的调笑；从巴纳斯神山里到处是市井嘈杂；大家滥咏狂讴，越来越肆无忌惮???????最俗恶的滑稽家居然也有人赞赏；哪怕就是笪素西都找到人来捧场。但是，最后，朝廷上感觉到这股歪风，它憎恶着诗坛上这种荒唐的放纵，辨认出率真自然不同于俳优俗滥???????我们要学马罗的那种风雅的戏谑，把滑稽的村俗语丢给新桥卖药人。”

语言风格方面，布瓦洛强调“风雅”（“要雄壮而不骄矜，要风雅而无虚饰”），他把民间语言视作为“鄙俗卑污”、“市井嗷嘈”。布瓦洛的这些观念体现了法国专制政治的文化统一化、规范化的要求，以适应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我认为这其中有合理的、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保守性。

我认为，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布瓦洛是的观点完全是“站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

他仅仅看到了高雅文化的尊贵，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草根的民间俗文化的活力。老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主题，老百姓们乐意接受那些“市井嗷嘈”，说明她们肯定是有其优点的，一味地否定抹杀它们存在的合理性那断然是不正确的作法。

举几个例子：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作品里头一直被视作“末流”，它们被认为仅仅是消遣之物，登不上厅堂，但看如今，四大名著四本小说早已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肯定；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推广白话文，这曾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变，似乎是“雅”对“俗”的妥协，但历史最终却证明，这样的妥协是值得且伟大的；十月份，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了一个他的演讲，莫言说，他在小说创作中常爱加入高密方言，因为他觉得“俗不可耐”的方言显得鲜活、有感染力???????

所以，我认为布瓦洛一味排斥市井语言有其局限性，有点矫枉过正的味道。

六、提倡创作诗歌要慢慢推敲，不求迅速

“从从容容写作吧，不管人怎样催逼，万勿以敏捷自豪，求迅速只是傻气：你说笔头很快，一篇诗走笔而成，这不说明你多才，只说明你欠精审???????劝你从容地忙着，总不要失去耐心，还要十遍、二十遍修改着你的作品：要不断地润色塔，润色、再润色才对；有时候要增添，却常要割爱删弃。”

布瓦洛的这点主张倒是和中国古代诗人贾岛的做诗准则很契合——那个耳熟能详的“僧敲月下门”的故事。

这一点，布瓦洛自己的阐释非常经典：“一个作品不能表现出修改太过，但是实际上修改越多越好，往往就是由于修改，经过刮垢磨光的工夫，才能使读者感到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趣。”

《诗艺》，不愧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法典”；布瓦洛，无愧为古典主义文学的“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