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情况产生影响，不论他是否对公共利益关心。不过，政治决策的确会影响社会情况，不管它是否代表公众利益，都会产生影响。
麻烦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要通过选民的意见来反映，但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选民的观点很容易受操纵。并且操纵的自我强化的，越无耻越反动的主张也难以分辨真伪。这使政治进程变得如此无效率。
与此相反，市场机制运行得就更好。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但利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也难怪获利的动机在人们的指导价值观中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追求他们达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产生自尊的成功标准。事实
上，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感到赚钱比花钱更安全。 *****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回顾历史，基督教曾经将追求利润视为罪恶。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契约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并最终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在我生活的年代里变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国的成年生活之间的差别太具有戏剧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国，我抵达的 1956和现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震惊于市场价值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我的家乡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都相差太大了，后两者中社会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差别还占主流。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进一步的转变。医学、法律等专业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影响一样。
究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稳定是比较理想的，仍然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诸如法律、医学和传媒等职业中，利润动机的适当角色也同样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毋庸臵疑的，那就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邪恶的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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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将代理问题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关的特殊利益者不去游说国会议员。烟草业必将反对反对香烟的立法，保险业必将反对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的立法。但那些没有攸关利益的人应该将公众利益臵于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他们不必为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自私的人也可以从别人无私的行动中受益）
所困扰，因为行动的目标是令公众受惠。 ***
我想用一个个人的说明作为结束。我的说教已经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玩弄规则并试图最大化我的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尝试改善的规则，即使是这种改革会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这一信条，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作得更好。我还相信，正因为追随这种观念的人还很少，像我办的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支持民间社会问责政府。我将这些努力称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传统的慈善事业起到更大的贡献，因为传统慈善只能够惠及更少的人。
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依赖于客户或者顾客，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很好地利用我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团相比，我当然处于下风，但至少我的钱具有更大的稀缺性价值。
麻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需要明眼人把这样的冒牌货揪出来，特别是冒牌货们和正品一样采用类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诱的时候。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做出判断。在辩论中，对一方持有善意的人们往往很难相信支持另一边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口号，而是要看到他们论点的实质。这有助于在政治辩论中把认知函数放在优先的地位。只有当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回应，他们才应该被抛弃和忽略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往往很上镜，不会
被忽视掉。他们已经太有影响力了。选民是否拒绝那些无视事实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是一个社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考验。鉴于奥威尔书中那些宣传式口号在现实中的成功，美国做得并不好。
两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表现良好的政治进程似乎出现了恶化。我们曾经有两个争取中间派的党，但中间立场已缩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一直试图成为伟大“老好人”，但徒劳无功。
最后，民主的运作依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政治和市场角色分开，美国的民主会更好地运作。它是由每一个个人决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这样做的人是少数，也对于重建消失的中间立场大有裨益。
谢谢。
第五讲：未来之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 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 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 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60%,到 1932年增长到 250%；而 2008年初是 365% –这还不包括 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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