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

绪论

一、古代文论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作为一门学科，古代文论是一门专门介绍、研究、阐释古人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与规律的观点与看法的学科。

二、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时间： 一般都以黄侃在1914至1919年在北大开设《文心雕龙》课为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标志。算起来至今百年都还没有到。

在这近百年里，前50年为奠基期。后50年为发展深入期。

三、中国古代文论自身发展的分期问题 我国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六个时期：

（1）先秦时期：是古代文论的萌芽期。 （2）两汉时期：是古代文论的演进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期。（4）隋唐宋金元时期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期。

（5）明清时期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成熟期。不过，在臻于成熟的同时，它也就开始趋于停滞和僵化了。于是，在近代，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潮流下，出现了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进行革新的呼声。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古代文论概说

一、先秦是指秦代之前的原始社会时代（即所谓的“三黄五帝”时代，即三皇：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五帝：少昊、颛顼(zhuanxu)、帝喾(ku)、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时代。

二、先秦时代的文艺状况 （1）是神话传说；（2）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文艺活动。如《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3）是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如《尚书·盘庚》上中下等

三、为什么说先秦时期是文艺理论的萌芽期 （1）这个时期的诗乐不分，诗论尚未从乐论中分化独立出来。

（2）这个时期只有诗、书之分，而没有文学与学术之分，文学观念还相当模糊。孔子所谓“文学”还是“文章”与“博学”兼包的，当时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文字著述一般都统称之为言辞，以至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除诗论之外一般也都还没有从关于言辞的理论中独立出来。

四、先秦时代文艺理论的存在方式 （1）存在于经传里的文学批评理论。 如《诗经》、《尚书》、《左传》、《周易》里的理论。

（2）存在于诸子里的文学批评理论。 诸子的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有儒、墨、道、法四家。

五、《尚书·尧典》的文艺美学思想 （1）认为诗的本质就在于“言志”。

（2）追求诗乐、音声、人神相和的和谐美思想。 (3)认为诗、乐具有促成人的优美性格和人群和谐的作用。

六、《论语》中所体现出来的孔子的文艺思想 1、在孔子看来，“仁”是文艺的前提和基础。 在孔子看来，人而不仁，就谈不到制礼、也谈不到作乐，更谈不到作诗。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好礼者，“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仁”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提倡人人都有仁爱之心，成为仁爱之人，并认为没有“仁”的胸怀的人，是不能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

2、要求内容与形式（文与质、言辞与内容）要般配。

孔子认为文采与质朴相互匹配才是君子的风格。“文质彬彬” 就是说一个君子的风度应当是道德修养与文化礼仪修养的均衡发展。这一本是用来论人格修养的文质观后来被用于论文艺 ，即要求文学作品既要情质素朴，又要文采斐然。孔子虽然没有把文质思想直接用于论文艺，但他所说的“辞达而已” 和“绘事后素” ，则是针对文艺作品而言的。他一方面强调文辞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另一方面又强调 要先有好的材质，然后再加文饰。也就是要求内容与形式要相互般配。

3、认为文艺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作用 （1）是促成人的道德修养的作用。

孔子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还一再教育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些都是从修身必先学诗的角度提出来的。

（2）是在政治、外交中的积极应对作用。 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是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 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的“兴”、“观”、“群”、“怨”，激发情感、抒发怨情、观风俗、使人和睦、增进人的知识的作用可以说是孔子对文艺的社会作用所作的一个最为全面的综合性概括，对后代的影响也最大。

4、提出了“思无邪？”、“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 “思无邪”,既指思想的纯正,也指不过“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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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也就是“中和”。孔子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分直露。

而“尽善尽美”则是一方面要求内容要符合道德观念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求艺术形式符合美的要求。这是符合文学作品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完善的思想内容相统一的美学法则的。

七、《墨子》的文艺思想

墨子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墨子以是否符合圣人之事，是否有利于天下来作为他衡量文艺的基本原则。他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沉溺的“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他说：“为乐非也”。这样的观点，具有批判统治阶层骄奢、剥削的积极作用，但也同样体现了

墨子狭隘的文艺功利观，过分地强调物质功利的观点，使得墨子无法像孔子那样真正地认识到文艺对所有阶层来说都具有的审美作用以及其他的社会作用。

（2）提出了“言有三表”的主张。

墨子在这里虽然是就“言谈”而说的，但也可以看成是对广义的“文学”的要求，因为只要是“文学”、文章就必然会涉及到言谈。而从其“三表”之内容看，也还是继续贯彻他的是否合圣人之事，是否中万民之利的标准，因此，就其中所包含的文艺理论意义而言，可以理解为

墨子也同样要求文艺要合圣人之事，中万民之利。

（3）墨学的“譬”的逻辑方法，与文艺创作的思维方式具有相通性，为后人理解和阐发诗歌创作中的比兴观念，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

八、《庄子》的文艺思想： 庄子虽然没有直接谈文艺，但他的思想却与文艺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1）揭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与万物同一的心理体验特征。

庄子的万物同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以及 “庄周梦蝶”的故事与文艺创作中的情感、想象、联想等思维活动具有相通性。因为在这些活动中，艺术家总是与创作对象融为一体的。所以，他的这一思想，就具有帮助人们认识文艺创作这一心理规律的作用。

（2）启发了文学理论的言不尽意的言意观，侧面揭示了文艺的意在言外的审美特点。

庄子从老子的“道”不可言的思想出发，认为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他说：“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还以轮扁凿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口不能言”为喻，来证明这一道理。并据此而认为，古人书籍都是“糟粕”，因为古人之“意”已随古人消失了。这一言意之间的矛盾性，由他的后学来加以解决。

他们认为尽管语言不能达意，但是要“得意”，还得依靠语言，并认为语言的作用就如同捕鱼用的筌和借以猎兔的蹄那样，起到的是帮助和引导的作用，真正的“意”就像鱼与兔存在于筌与蹄之外一样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所以，对待书籍就要像对待筌与蹄那样，要?°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这一思想被用于文学作品，就是认为作品之意在言外。

八、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论对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

在言意关系上，庄子主张言不尽意。这是他从“道”不可言的思想出发所的出的必然结论。也正是基于此，所以，他认为所谓的书籍都不过是一堆糟粕而已。但是要传意，又不能不依赖语言。怎么办？他的后学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外物》）也就是说，语言仅仅是借以暗示意义的工具，一旦得了意就应把它忘掉。庄子的这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观，对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代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出来：

玄学家王弼在谈论言、象、意的关系时，就运用了《庄子》的思想：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固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言象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

意之筌也。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章》）

（南朝）竺道生 也借鉴庄子的思想来论述，该怎样去译、读佛经，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息言。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陆机《文赋·序》中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多处论及“言不尽意”：“言不尽意，圣人所难” （《序志》 ）“意空翻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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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追，笔固知止。 ”（《神思》）。“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 （《隐秀》）

钟嵘《诗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唐）司空图说：“美在咸酸之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宋）司马光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宋）梅尧臣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宋）严羽说：“言有尽而意无穷。 ”

大珠慧海禅师借庄子的话来说明佛经不能传佛意的道理，其文曰：

僧曰：“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师（慧海）曰：“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曰：“不可离文字语言，别有意耶？”师曰：“汝如是说，亦是学语。”曰：“同是语言，何偏不许？”师曰：“汝今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 《大珠禅师语录》 ）

第二章 汉代文论概说

一、汉代的文学活动概况：

汉代的文学创作形式主要是辞赋，诗歌除了汉乐府民歌之外，文人创作也很少。此外，就是先秦留给汉代的两大文学遗产《诗经》和楚辞，也是汉代人文学活动的主要对象。所以，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就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经》的研究和总结；二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三是对汉赋的评价。

二、文学观念的演进 如果说先秦时期，关于文学的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到了汉代这种状况则有了改变。先秦时代的“文学”泛指古代的典籍，由于那时的典籍也就分诗、书两大类，诗大致可以归入现今的“文学”，而书则大致可归入今天的学术。所以，先秦时代，所谓的“文学”就是包括文学与学术。

到了汉代才真正开始把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只不过，在称谓上，他们把博学，即经书、史书、律令、章程、礼仪等书的范围，都统称为“文学”，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而把博学之外的文学或带有文学性的作品都称为文章或文辞。如《史记·三王世家》所说的：“文辞烂然”。《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公孙弘传赞》“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刘歆（xin）在把书籍分为“七略”时，其中就把“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并列。这些事实都说明，

汉代对文学特性的认识比前代又有了进步。

三、对《诗经》的研究和总结

汉代由于自汉武帝起就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经学比较盛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自然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和专门的学问。当时研究和传授《诗经》的主要的有四家，分别是汉初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生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以及秦汉间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毛诗》。前三家诗自魏晋以后相继亡佚，仅存《韩诗外传》，唯有《毛诗》完整地流转至今。

《毛诗》除有《诗经》各篇注释之外，每篇开头均有简短序言，揭示该篇主旨、作者及写作背景，称为《毛诗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说法不一，但成于汉代学者之手则是无疑的。其中首篇《关雎》的序中有一篇较长的文字，故又称之为《诗大序》。它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的诗论，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性质特征、社会作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体制与表现方法问题，可以说是从先秦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在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传统诗论产生重要影响。

四、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是汉代文学批评的又一中心。主要的评说代表有西汉前期的刘安和司马迁，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但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扬雄对屈原的作品的艺术成就基本持肯定态度，但责备屈原不能明哲保身等。（见《法言·吾子》、《自序传》等），东汉初班固承袭扬雄的说法，对屈原的人格也大加贬低。（见《离骚序》和《离骚赞序》）

王逸（作有《楚辞章句》）则继承刘安与司马迁的观点，赞扬屈原的作品及其人格，反对扬雄、班固贬低屈原的观点。他的《楚辞章句》及序可以看作是对刘安、司马迁与扬雄、班固围绕屈原及其作品所展开的一场论争的总结，使屈原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传统得到了肯定。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综合上述论争中所体现出来的肯定意见，给予屈原及其作品以高度的评价。

五、对汉赋的评论

汉赋是汉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如何从理论上对它作出评价和总结，也就成了当时文学理论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中一方面认为司马相如的赋“靡丽多夸”、“多虚辞滥说”，另一方面也肯定其中的讽谏意旨。扬雄则一开始赞美赋，自己也写，但到了中年之后，则说“壮夫不为也”。（见《法言·吾子》、《法言·问明》等）班固则对赋大加赞美，

认为汉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极力否定扬雄对辞赋的批评，在《司马相如传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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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如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他骨子里还是提倡用赋为封建统治者“润色宏业”、“歌功颂德”。

六、王充的文学理论思想 随着汉代经学和辞赋的盛行，特别是散体大赋和谶纬神学的风靡一时，造成了文丽用寡，虚妄不实、因袭模拟、艰深古奥等恶劣的文风。针对此，王充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文学观点：主张“文为世用”，反对“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提倡“真美”，反对“虚妄”；强调创新，反对模拟；要求“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反对“深迂难睹”。（见《论衡》）

七、《毛诗序》的基本常识 （1）什么是诗的“六义”的？

（2）什么是《诗经》的“四始”？ （3）《毛诗序》是我国第一篇“总论诗之纲领”的较成系统的诗歌专论，可以说是从先秦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

八、《毛诗序》阐发了哪些诗歌理论（即诗学）内容？

（1）认为诗既是言志的，也是抒情的。这种情志合一说，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诗的性质和特征。

它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2）要求诗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这是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一方面认识到诗歌的本质是要抒发感情的，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抒的感情要符合礼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也是孔子“思无邪” 、“尽善尽美”的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3）认为诗既要具有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又要有教化的作用。

它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就是一方面认为诗具有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教化作用是通过打动人心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它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故“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4）认为诗还应具有“讽谏”的作用。

它说：“风，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就指明了诗可以用来“风化”下，也可以用诗来讽谏，怨刺上政，但又强调讽谏要用委婉曲折的方式。

（5）提出了诗歌的“正变”说，即认为诗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同时，认为诗歌也要反映现实之盛衰状况。

它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又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西周社会的中衰变化在诗歌上反映的结果。

而所谓的“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则是社会治乱状况在音乐上的反映。音乐的这一状况也表明，在《诗大序》的作者看来，音乐也是要反映现实的。

（6）提出了诗的“六义”说。

《诗大序》认为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的风、雅、颂是指诗的三种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三种方法。这虽然是就《诗经》作品及其表现手法的分类，但也大致反映了一般诗歌之内容及表现手法，所以， “六义”说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赋、比、兴的确是中国诗歌常

用的手法，因而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更大。 （7）确立了儒家的以道德教化评诗的批评标准。 《诗大序》把本是表现男女恋情的《关雎》硬说成是表现“后妃之德” 的作品，并反复地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就鲜明地体现了其以道德教化评诗的趣味。这一趣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主张儒家诗学观念的诗评家。

九、司马迁文论思想 （一） 司马迁《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编纂体例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也是全书的总纲，用编年体的方法

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书”，记载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明古今制度沿革。“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主要是历代诸侯的事迹，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陈胜）也列入“世家”，是考虑到了他们在历史发展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司马迁文论思想的存在形态： 司马迁是历史学家，其《史记》也属于史学著作，他谈论写作也多从史书写作的角度着眼。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的确跟文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鉴于古代文史不分，文史写作也的确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其《史记》本身就既具史学性，又具文学性，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况且其中有些思想他还是就《诗》、《乐》及一些文学家的创作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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