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是1914- 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完毕}(1J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5页)①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42页)①

(3)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①。(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3页)②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富于国际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4页)①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机构”(l司上)。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w ilu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①形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131页)②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法；

(二)资产阶级民卞革命时期的农民；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

题。

可是，这个情况姓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敢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i4，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

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一)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二)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三)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五)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六)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59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