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极度放大，公众很容易在这个虚拟的狂欢世界中淡化现实与虚拟的落差，精神意识归于平庸，理性日渐流散，致使舆论波在扩散中不断地膨胀、喷发出非理性思潮，终究演变为群氓的喧哗与众生狂欢。
2）社会化媒体的异化迷思
社会化媒体借助其崭新的技术性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交流能力乃至价值观。作为一种“大众自我传播”形态，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语境下话语权的不平等关系，其开放的参与和沟通模式为立场迥异的公众提供了良好的双向或多向互动对话机制。然而现实是，媒体产生的效果与开发的初衷背道而驰，由于公众对社会化媒体的过度依赖反而阻滞了人类面对面的交流，加剧了公众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特有的“文化快餐”的勃兴又使公众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耐心，公众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不愿意深究事实真相及其内部关联，仅看表面现象便人云亦云或贸然定论。公众一旦长期置身于此类被异化的“拟态环境”中，受“刻板成见”的影响其思想意识及行为必然会变得盲从进而转变为情绪泛化、主张极端。“社会化媒体可能带来的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的失语和写作技能的下降”⑥。再者web 3.0时代，囿于媒体功能的升级以及企业属性的回归，个别或企业组织为了在同质化竞争中力争上游，开拓市场空间，不惜放大甚至虚构事件来吸引公众的关注，拔得头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化媒体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牟利的合理性工具。毋庸置疑这些都为群氓的狂欢打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衍生舞台。
3）“双议程设置”倾向及“把关人”的泛化错位
社会化媒体终结了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绝对主导受到牵制。新旧“两个舆论场”开启互动模式，“双议程设置”成为当今互联网+下网络传播的新常态。这种网络媒体的兼容并蓄和开放互动，致使网络舆论的议题走向难以把握，热点阶段不易预测。此外、随着传统媒体原有垄断传播权力的削弱，舆论传播过程中“把关人”角色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传统把关人的身份变换、地位下降。没有采访权的商业传媒网站转载信息时审时度势变脸成为二次“把关人”；他们和公众构成的所谓“把关人”错位成为网络传播语境中为数众多的组成部分，以致把关人的角色泛化、规范监督困难。再有、网络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使公众偏向于和自己看法相似的观点而很少去校正其信息的可信度，纵容自己对广泛“优势观点”的非理性共鸣和认同。于是一些极端化的言论无意识地集合起来，汇聚成强大的舆论浪潮。
2、传媒业者与网络“舆论领袖”的意见表达
传媒产业“去中心化”等的整合浪潮同样波及到职业化的传媒业者；在新的传播技术背景下，传媒业者专业身份的模糊定位，把关特权的逐渐消失，其媒介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本该统领媒介潮流的传媒业者，面对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媒介知识结构出现断层，由此产生的知识盲点使其无所适从；于是在信息泛滥的网络大潮中，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随波逐流，社会责任感淡化、职业伦理失范；特别是部分传媒业者为了追逐即定利益而忘却了自身媒介素养的再教育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味迎合公众趣味，失去了“言传身教”和“引领”的媒介先锋作用。如某些记者滥用专家言论做文章、绯闻掩盖事实，娱乐取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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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现实证明了传媒业者所存在的媒介素养严重缺失问题。
“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半个职业化传媒业者的角色，由于网络舆论对领袖的阶级出生没有限制，他们遍布于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媒介知识但又专业性不足；他们扮演着信号放大器、意见流向调节阀等角色，对媒体的建构功能缺乏理性认识。舆论领袖差强的媒介鉴别能力使其对媒介市场化经营导致的群氓现象缺乏起码的警觉。网络的赋权使他们对社会热点事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操纵网络舆论朝着某个预先设定的轨迹运转。舆论领袖若没有严谨的道德管束，表露的多是肆无忌惮和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他们是否遵循媒介的“游戏规则”，意见表达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公众群体的意见指向。
3、公众舆论
1）公众的群体属性及社会心理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恰如其分地解析了公众的群体属性和社会心理。公众本身与其所描绘的囚徒极为相像。身为广袤宇宙中渺小的个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公众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生存的焦虑。加之综合素养能力的缺乏使他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偏低，视野较为狭隘，普遍存在盲从效应、具有情绪化、轻信易被煽动、缺乏集体理性的特征。网络的隐匿模式更易使公众在暧昧的个体身份状态下迷失，在这个“观点自由的市场里”，自我约束感丧失并沉湎于一种“罚不及众”的群体心理。还有就是公众出于恐惧被孤立或被排斥的心态，于是当个体的意见从属少数群体时，便不言明自己的立场，乐于追随群体意见，被群体同化失去本我价值，游离在自我放逐的粗鄙与庸俗之中，形如一幅“沉默螺旋”的浮世绘。此外、公众群体意识惯有的“罗宾汉情结”也不可避免地揭示了其行为非理性的躁动与喧嚣。
2）“知识沟”差距以及数字鸿沟的接入使用
首先，在“知识沟”理论中，获取媒介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当媒介流量持续扩充时，公众的信息储备、态度选择、传播技能等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制约，生成了“知识沟”的宽窄和深浅。从现有公众的经济收入，职业教育等情况来衡量公众的社会地位，不难看出公众群体在信息接触、理解和记忆等方面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公众在接触和行使媒体的权利方面也存在着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涯相对较好，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见多识广有益于对公众事务或知识的汲取，是以社交范围也会越广泛，如此循环往复获取媒介信息知识就越快，媒介使用能力也就越强。其次，公众对信息的屏蔽过滤和选择性接受也是知识沟变宽，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由于公众群体的社会属性，群体往往过滤少数人持有的信息而优先选择多数人拥有的信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无形中也决定了其媒介使用能力的高低，折射出个体会自觉弱化自我意识，本能选择与传播感性信息；总之，无论是对信息的屏蔽，还是选择性接收、不对称传播，都会加剧信息的异质和选择性偏差，妨碍公众做出准确判断。此外、数字技术分布和应用不均衡等特性，构成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在接入新媒体时的“接入沟”，和使用新媒体时的“使用沟”。“接入沟”和“使用沟”的差距越悬殊“知识沟”的差距也越大。上述各种因素很容易形成桑斯坦所焦虑的“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最终引起网络舆论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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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显然知识和新媒体技术业已成为涵化媒介素养的基础变量。
三、网络舆论群氓表征下媒介素养的构建
1、构筑良性的媒介生态环境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傲人的架构性能和以SNS、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对媒介生态环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何搭建一个能让公众自主参与、创造和分享信息内容的自治舆论平台，使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见解和评价趋于理性、客观、公允，从而减缓网络舆论群氓现象的负面影响，不断完善和拓展社会网络和媒体的形态与功能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举措。
1）重塑社会网络的人文精神
社会人文精神是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追求，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映像。它形塑着社会的精神风貌、革新着公众的生活态度、思维范式和价值观并创造了新的认知模式；简而言之，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演绎变迁，一种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人际传播的另类回归。因此只有与时俱进、充分调动意识形态的资本魔方，填补文化差异的数字鸿沟，才能重建社会人文精神的文化取向和价值理性，使人文精神达到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的辩证统一；才能健全网络舆论的过滤性机制，盘活媒介资源与个性化信息的价值存量，终使媒介素养教育蔚然成风。显然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是孕育人文精神底蕴的内在要求。
2）助力新老媒体的竞合共赢
新媒体“去中心”又“再中心”等自身的特性削除了公众抒发自我的顾忌，塑造了公众各具差异的意识，使舆论领域更为灵活、机动。以协同和开放为基本理念的社会化媒体在网络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减压阀的作用。完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机能，打破陈旧的文化隔阂，强化网络舆论系统自组织性使传播主体高效联动、优势互补；在共享中互动并容忍各自的文化取向和差异、尊重个性发展进而趋向网络传播的有条不紊。
首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摒弃成见，实现媒介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达成多元共识的转型思路；通过新老媒体的体制创新合作，扬长避短，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搭建开放包容的用户服务平台，促使传播主体有序互动，实现利益共享，竞合共赢。其次、宣扬科学理性的媒介素养内容；保障公众相应权利和信息的公开；增强与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作支撑密切关注网络舆论的动态，注重舆论的引导，梳理均衡网络意见，及时化解舆论群氓负面倾向，做到防患于未然。再次、媒体要精准定位做好转型升级；克服固有缺陷增强综合竞争力；排斥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平衡商业利益和媒介责任感；提高把关意识和舆论监督水平；建立合理的协同机制，不妥协于经营的压力，不为经济利益所驱使，抵制庸俗化、娱乐化倾向，规避网络舆论的负面风险。
2、拓展传媒业者媒介素养的新境界
传媒业者自身的媒介素养决定着传播信息的质量，影响着公众对媒介环境的认知，所以传媒业者需要改变原有思路和工作模式，不断拓展，磨砺媒介辨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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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能力和大数据思维，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元发展格局。
1）提升对媒体的识别、运用技能
在媒体大众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下，新媒体技术已独步互联网天下。提升传媒业者的媒介理论知识、协调整合能力和思维模式等媒介使用能力迫在眉睫。传媒业者只有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才能见微知著准确把握社会动态，娴熟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于焦点事件的走势做出预测，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事件的新闻价值，对复杂的问题或事物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判断，继而驾驭全局。
2）弘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影响着媒介市场大局，关乎社会的未来。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伦理尤为重要。传媒业者只有不唯权是从，维护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才能够捍卫媒体的公信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媒体的生存之本。
首先要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和加强社会责任感，重申媒体工作纪律，避免滥用媒介资源，才能不辱传媒业者的使命。其次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实现传媒约束机制的改革创新。找准市场定位占据舆论制高点，深入分析舆论形势，严格自律，正确引导舆论，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3）扶持“舆论领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舆论领袖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和声望，他们的言论或转发可能会掀起舆论的狂潮，因而他们必须具有责无旁贷的社会使命担当。只有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层次与媒介素养，增强其对媒介的敏感度和责任道德理性；才能挖掘出舆论领袖独有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其舆论中介、信息过滤的功能，对所传播的信息权衡利弊正确解码，才能引导网络舆论从杂乱无章的非理性走向理性。
3、推进公众媒介素养的社会化历程
全媒体、大数据即时语境下，鉴于传播主体的泛化和传播权力的分散，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随着其“生产者”角色的日益突出，公众所欠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经验，使得舆论平台上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群氓等现象常常相生相息。如何获得有效信息、通过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理性表达与交流。网络社会对公众甄别、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远的要求；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1）深化公众综合素养和自律意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成公众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筛选、辨识、分析与判断信息的能力以及法律责任和自律意识是一个累积、沉淀、再累积再沉淀的反复酝酿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
首先、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全方位互动型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加强科学文化和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师资培训，利用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的综合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开展对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的普及型培训，把媒介使用能力的教育落实到社区的各个层面，塑造公众媒介理念和思维，完善公众的知识结构，树立批判意识，正确认识网络媒介，理性行使话语权，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其次、通过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倡导道德伦理规范，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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