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思想的比较(1)

《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 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思想的比 较(1) 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或称传统农法 [1] ，包括两大系

统：以旱地为中心的北方农法和以水田为中心的南方农法。 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南方农业中，江南 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先进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农业 唐宋以来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而第一个对它进行系统总 结的是《陈旉农书》 。因此，要研究以水田为中心的中国南 方农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 展，应从《陈旉农书》开始。对于《陈旉农书》 ，前人已多 所研究 [2]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旉农 书》农学指导思想——“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作一 比较，从中可以看到《陈旉农书》比前代农书有所前进的一 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农法的某些特点。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 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 [3] 。研究中国传统 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 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 “顺天时，量地利，则 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 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 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

到农业生产技 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 宜的“三宜”原则 [4] 。《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 “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 则生之蓄之， 长之育之， 无不遂矣。 ” “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 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 ）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 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 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 （《善其根 苗篇》）——“时宜” 、“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 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 也有所创新， 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 （“天时之宜篇” ）这一 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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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 泽之产育， 以生吾禾， 殖吾稼， 筑吾垣， 建吾舍。 陆盗禽兽， 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 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 ”陈旉自号“全真子”， 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 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

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 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 。 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 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 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 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 、“地利”，陈旉却 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 ，这是由于他认识 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 三是《陈旉农书》 全书突出一个 “宜” 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 ，也就是“天地时利 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 的这一根本要求。 “宜”与“利”可以相通： 只有得其 “宜”， 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 《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 “势”的概念， 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 [5] 。《陈 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 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陈旉称之为“常”和“必” ，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

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 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 ，而不 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 “深思熟计，既 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 哉！”（《财力之宜篇》 ）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 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 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 ”（《蚕桑叙》） [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 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 。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