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是知识分子的痛史

一、《儒林外史》中知识分子对面子的维护

《儒林外史》里，吴敬梓以精确的白描手法和幽默、讽刺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时代文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可笑可悲的性格命运，使我们感受到知识分子文化和精神的严重危机： （一）周进等贫苦知识分子用一生博取功名

周进等知识分子是用生命考取功名的，这恰恰体现了“爱面子”的性格。在那个社会里，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只有取得功名，才算是为自己争脸。周进为了维护面子，实现理想，一直参加科举，但考到了六十多岁也只是一个童生，这成为他平生最羞耻也最遗憾的事。也正因为他不能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梅玖、王惠都将他踩在脚下，私塾最终将他辞退。他所有的面子都因为科举的失败而丢失。为了维护面子，周进始终没有放弃科举，在知道几个商人想替他捐监生时，他说“便是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最终他成为国子监司业，飞黄腾达。而当初残忍讽刺他的梅玖却冒认门生，将周进以前的对联妥善收藏起来。这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对于面子的维护，也体现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和世态的炎凉。

（二）娄三等出身官宦的假名士附庸风雅

娄三这一类跟周进等人相比，荣华富贵是生来就有的。但他们这些假名士为了取得“举荐”，赢得面子，弄虚作假，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寄生虫，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面子的追求和内心的虚伪。娄三等所谓的名士一味的模范古代文人的腔调或议论永乐篡位，以显示自己的见解卓越，给自己的脸上贴光。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对精神进行欺骗，企图维护自己所剩不多的面子，最终只是表现了自己的虚伪与庸俗。

（三）迟衡山等君子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迟衡山可以说是《儒林外史》中真正的君子。他表里如一，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文中写到迟衡山想要为南京第一贤人吴泰伯设专祠，想要大家学习礼乐，成为人才。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正是他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所存在的。但这里，我们也 可以看到这类人的责任感也是从另一个方面维护了自己的面子和尊严。

二、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涵,使人笑过之后又倍感痛心。

《儒林外史》的很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而又是经过典型化了的人物。很多人物身上交织着悲喜剧的命运,使我们时而觉得他们可笑,时而又为之伤心。

周进和范进是全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这样两个典型。他俩都让举业和富贵功名麻醉得精神变态。周进为不能举业,竟不惜一死,向一号板一头撞去,鲜血不止,被人救醒后还痛哭不止,当众人答应周济他参加科举时,他跪在地上发誓:来世做驴做马,也要报答人家的恩德。这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了举业如此颠狂。

范进更是可笑,这个被老岳父骂得狗血喷头、长就一副薄命相的“现世宝”为中举的喜讯搞错了神经,在集市上丑态百出。若不是老岳父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举人老爷恐怕永远难以醒转了。

这是两个多么滑稽近乎小丑一样的形象,简直丢尽了读书人的脸。然而,我们仅仅认为这是作者对他们的嘲笑,是不够准确的。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仿佛看到无数知识分子在科举的道路艰难地跋涉,有的得意,有的碰壁;不管得意还是碰壁,

实际上却成了满腹八股文、无一点真正用处的蠢物。看到这两个人物,我们不难联系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个人物实际上属于笼进、周进同一类人物,只不过他更落魄,命运更悲惨,更令我们同情。

三、通过潜意识的描写,可以看出人物灵魂受害之深,处干麻木和不觉醒的程度。

首先,小说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心灵深处情与理的矛盾。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支配下,王玉辉的人格陷于分裂状态。他一方面是“天理”的忠实奴仆,诚心诚意地鼓励女儿绝食殉夫,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另一方面又为人的情感和良知所左右。结果女儿果真殉夫之后,精神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通过王玉辉这个具有复杂心理内涵的形象,我们看到了程朱理学是怎样以无形的屠刀栽害着知识分子心灵的。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还有“马二先生游西湖”。众所周知,马二先生也是作者着力刻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一,作者对他迂腐而忠厚的性格作了善意的讽刺和批评。自然,他所谈的那套举业经,是那么迂腐而酸楚。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有浓厚的道学气,见了着时装的妇女不敢仰视,见:了茶铺的老板,他宁可躲开。在这个人物身上好象没有人欲,甚至连美丽的西湖景色也无所欣赏,不感兴趣。一路只是吃,又没有钱,他一会儿看女儿,一会儿又写他怕看女人,用笔散漫,似乎与表现这一人物无关。其实这正揭露了马二先生心灵的隐秘,揭示了“天理”与“人欲”的矛盾。马二先生观察女人可谓细矣,连她们的发型,衣着,甚至脸上的疤痕都没有放过,这说明其心灵深处并非对女子丝毫没有兴趣,但同是这位对女人观察细腻的马二先生,与女人真正打了个照面,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段游西湖描写,真实而逼真地刻划出被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扭曲灵魂的马二先生一类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把“人的欲望”、“对美的追求”只能完全、彻底地隐藏在内心深处,而行动一上,不敢丝毫超越封建礼教的规范。

更可怕,可悲的是,他们既是八股文的忠实信徒,又成了它热心的宣传者。自身受害不算,还将毒剂扩散在他人身上。如匡超人就是受其鼓动走上这一道路的。可见,马二先生这类知识分子受害之深,危害之大。其次,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在科举道路上竞进的男士,也给我们刻划了一不醉心举业的女姓,这就是鲁编修女儿一一鲁小姐。她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恰好相反,丫生下来,就与脂粉、描红绣凤无缘,偏偏喜读圣贤之书。正如乃父所云,如果不是女儿之身,十个状元也挣回来了。她心强命不济,自身无法走上科举之路,想找个代替自己实现光宗耀祖理想的丈夫,然而其夫对科举之事无所用心。她只有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年仅四岁的幼子上。她每天课子到四更,无疑在摧残儿童。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不仅摧残男士的心灵,妇女也难逃其害。

四、通过典型描写,控诉科举制度使人蜕化变质,使我们对其越发痛恨,对知识分子的受容更加同情。小说揭示了在科举制度的腐蚀下,不少人蜕化变质,最为典型的是匡超人。

作者是用匡超人的际遇和蜕变,来控诉“文章举业”怎样毒害了明清两代难以数计的读书人。吴敬梓在匡超人形象中寄寓了他对人生的感慨,包括了他对历史的思索,还凝聚了他对生活的发现。作者用对比手法为我们塑造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匡超人。前一个匡超人,朴实、忠厚,对老人至孝,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年青人。

变质后的匡超人虚伪、自私、奸诈到了极点:停妻再娶,趋炎附势,替人做“枪手”,甚至于诽谤自己的启蒙老师马二先生,借以抬高自己。这惊人的蜕变仿佛在

表现匡超人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是表现了众多本质善良、积极上进的青年被科举取士制度腐蚀的悲剧。

五、作者笔下理想人物的前途渺茫,正说明当时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首先,杜少卿应当说是作者笔下重要的理想人物之一。有人说,这就是作家生活中的原型。起码这个人物身.上多少有作者的影子,可以说,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不应举,不做官,守着妻儿在繁华的南京过快活日子。他身.上有一种叛逆精神,放达不拘礼仪,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洁品质和不同世俗的理想。小说详细描绘了他乘醉携妻子,穿过繁华的街落畅游清凉山的场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品格。这样的举动,在现今社会中,当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在当时,无疑象爆炸了一颗炸弹,引来无数人来围观,来看“西洋景”,只看得众人眼花缭乱,目瞪口而,杜少卿的处世哲学,也只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行为。即使有些反抗,并不是对封建社会的正面冲击。这种反抗还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在小说结束前描写的“四大奇人”显然寄托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四个奇人,一个是无家无业,寄身和尚庙的;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做裁缝的。既非名宿,也非乡绅,完全是一个新的阶层。可是作者对这个新阶层并不很了解,他叛逆的一生是在封建仁层中度过的。因此,“四大奇人”写得是失败的,象浮光掠影一样,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吴敬梓笔下的理想人物都是没有出路的,等待他们的自然也是悲剧命运,只是结局与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不同罢了。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尽管他们的性格迥异,生活道路也各有不同,但异途回归,终究逃脱不了悲剧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血泪史。作者是满含辛酸泪,十分痛心地诉说这一历史的。但封建社会的衰朽已不是谁能挽回的,这是杜少卿等人也是吴敬梓思想的悲剧。

作者对儒林士子的一些丑态是有嘲笑,象对周进、范进这样富有喜剧色彩的丑角的描绘,不无这样的态度。但对江河日下的封建制度和毒害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更多是冷笑和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