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脑求药润,金龟积悔尤。潜愚怀旧咏,籍叹不能休。”○23按他桀骜不驯的性格,绝不是为俸禄而留下作官。只是明朝全局已坏得不可收拾,靠自己的小智已很难周全,大势所趋,非个人所能挽救。王铎已看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故他的仕清只是顺应这种时势而己,也为了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但却积下无限的悔恨和外界的责骂,使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一直处于悲哀、忧郁、痛苦、悔恨、苦闷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在仕清的岁月里,王铎对政治的残酷与人情的冷暖有所认识,虽位居高官,但内心已经归隐,他的自作诗“自诊周旋久,迂疏竟不忘。半生何啻梦,积墨渐成庄,带革宽须鬓,绲滕闭肺肠。贞观苟可冀,虎岳也回翔”○24和“老夫狂似醉,何以择流年。山冷玄猿上,心伤白雁前。逃名九锡细,赐懒一身全”○25充分反映了王铎降清后及晚年的内心世界。从此以后,王铎的心境一直孤独抑郁,故其思想的矛盾、心理的不平衡都是极为复杂的,这也反映在他的美学思想和书法艺术当中,他既“敏而好古”,极力追求晋唐古典主义之美,从小到老捧着一部《阁帖》,而又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变化和自身处境,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美学思想格格不入,撞击的矛盾要求他冲破传统美学的范畴,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不平静的心态,突出自己的个性。可以说,无论仕明还是仕清,王铎的心理一直是处于彷徨、苦闷、孤独之中,再加上降清后时人的责骂,造成了其极度的变异心理。同时,王铎在艺术理
想上也充满了矛盾,其内心“独尊羲献”,但在实践上又不像其他羲献追随者那样恪守王家法则;他极力寻求个性解放的路子,与徐渭一样“疯狂”、无所顾忌,但在笔端,王铎更理性、收敛;同为明朝礼部尚书,同是“人品颓废者”,同样写得一手飞腾跳掷、奇崛纵横的行草书,但张瑞图却没有王铎那种“唯羲献是宗”的典型的崇古心理,因此王铎在艺术理想上也是孤独的。王铎的书法风格就是在这样的充满各种各样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形成的。“王铎的书法,是古典严谨的法度,纯熟的技法,与变异矛盾的内心情绪相结合的产物。”○26这一切大大强化了其急于寻求化解胸中郁气的心理需求,这时突出个性、突出抒情性的浪漫主义思潮正好迎合了王铎的内心需求,不能不使他的美学思想突破古典主义的“中和”美,因此不管他如何标榜自己“独宗羲献”,但其充满个性、反传统
的书法艺术风格却无法掩饰。
3.中国书法根深蒂固的“羲献情结”。从前文所述王铎近乎偏执的“独尊羲献”的崇古心理,我们可以看出王铎身上有着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理症结,这是一种存在于其心灵深处的极为复杂、极为深刻、极为牢固的潜在偏执情绪。这种偏执情绪类似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上所说的存在于人的无意识深层的恋母情结(或俄谛普斯情结)或恋父情结(或爱列屈拉情结)○27,我们可以称之为“羲献情结”,前面所述“临吾家逸少贴”和“吾家献之”便是极好证明。“羲献情结”的
实质是对“魏晋风韵”的独崇。东晋以后直至明朝中叶以前,对于书法之风格、神韵、体势,书家们尽管在书法实践上走着各自追求的“形”和“神”的道路,但有一个存在于几乎所有书家的共同心理,即“魏晋风韵”永远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理想。追求“魏晋风韵”滥觞于南朝(宋、齐、梁、陈),南朝宋人虞和《论述表》中的“(汉魏)钟(钟繇)、张(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28,梁人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的“比世皆尚子敬书”○29,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30又说:“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31不仅南朝书家全宗二王,“南朝书法,全笼罩在二王遗阴之下,四朝名家,都是师承右军父子”○32。而且南朝各帝王对宗法二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朝接东晋之后,书法尽承于二王,且各朝帝王,都以王书风范为评论准绳,由此而助成一时风气”○33。自此,在书坛逐渐形成了自发性的崇拜“魏晋风韵”的心理。真正使“魏晋风韵”成为一种书人情结的是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作为帝王亲自为王羲之作传,并在《王羲之传论》中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34从而将其推向了书法第一人的顶峰,将“书圣”的桂冠赐予了王羲之,唐代成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风韵”情结的关节点,人们膜拜的“魏晋风韵”已蜕变成“大王风韵”。唐
人这种唯王羲之是崇的现象,李后主《评书》说的更清楚:“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颜,而失之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
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35“魏晋风韵”至宋代演变为“尚意”书风,在宋的著名书家中,他们对“魏晋风韵”的认同也是明显的:米芾书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的《论草书帖》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36其书斋也起名曰“宝晋斋”。黄庭坚《论书》中说:“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37元至明代中期,多数书家们还是以“魏晋风韵”为追求,如元代最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其书法思想倡导“复古”,“而其‘复古’重点在‘复’二王之‘古’。但他取法二王,是在体势、笔法上完全模拟二王,唯恐不肖”○38。赵孟頫在《阁帖跋》中说:“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39他在《松雪斋书论》中有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40推崇若此,迷信若此。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是古典主义书法大家,他虽然在明代后期受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但实际上他还在传统雅、秀、巧、简的艺术道路上散步,他说:“作书最要泯没棱角”,“书道只在巧妙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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