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我非常乐观。我甚至愿意做一个预言：到2035年，(按照现在的贫困标准)世界上将不再有贫困国家。2 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现在我们称之为“中低收入”的水平，甚至更富裕。低收入国家可以向发展最好的邻国学习，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受益于最新的疫苗、种子、或数字技术创新。这些国家也将因为教育普及、劳动力素质提高，吸引到更多投资。
必须承认，会有一些国家因为战争、政治(如朝鲜、除非那里发生重大变化)、地理(如非洲中部一些内陆国家)因素而停滞不前。此外，贫富差距也会持续存在：每一个地区还是会有贫困人群。
不过，我相信，这些国家和群体中的大部分将能够自给自足。南美洲的所有国家、亚洲、中美洲(可能不包括海地)、以及大部分非洲沿海国家，都可以达到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全球70%国家的人均收入会达到或高于今天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水平。全球90%国家的人均收入将超过现在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 ■关于腐败
关于对外援助最常见的新闻，就是因腐败而造成的资金浪费。毋庸置疑，浪费或挪用对外援助经费，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我们必须根除欺诈行为，让每一分钱都物尽其用，发挥最大效用。
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腐败问题，及其在整个外援中所占的相对比例。一些小规模的腐败现象，诸如个别政府官员编造虚假差旅费等，确实造成了对外援助经费的损耗。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腐败现象，但在外援领域中将其完全消灭是不现实的；正如我们不可能根除所有政府或企业中的腐败一样。假设小规模腐败损耗了救命钱的2%，我们当然应该减少这种损耗，但如果实在无法减少，难道就要停止挽救生命了么？
你们也许已经听说了去年柬埔寨的一个蚊帐项目丑闻，该项目由“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负责实施。个别柬埔寨政府官员被发现从项目合同方那里获取了高达六位数的回扣。很多新闻主编们立刻将其作为头条新闻，如《外援资金是如何被浪费的》，有一篇新闻还将我作为善款被浪费的受害人加以提及。
对于大家的关心我表示由衷感谢，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也是件好事。但发现这次腐败行为的并不是媒体，而是全球基金自己在内部审计时发现的。在发现和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全球基金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但如果要求他们来根除政府和社会腐败，或是因为自己追查出了小规模资金滥用，反而受到处罚，这是显然有悖情理的。
这种认识实质反映了双重标准。我听到有人说，如果一个外援项目被发现一块钱的贪污，政府就应关停这个项目。而另一方面，美国伊利诺伊州近七任州长中有四人因贪污锒铛入狱，但就我所知，没人要求关闭伊利诺伊州的学校或高速公路。
如果真的存在大规模资金使用不当现象，我和梅琳达是绝对不会支持全球基金或其他项目的。事实是，自全球基金于2003年在柬埔寨开展工作以来，当地因疟疾致死的人数下降了80%。你们听到的诸如对外援助资金被独裁者用来修建新王宫这类耸人听闻的新闻，大多发生在冷战时期，那时大量外援确实被用来笼络同盟国，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今天，外援项目参与各方的结果考量工作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在健康和农业领域，我们完全可以验证项目的价值，并评估每一块钱的投入产出比。
自2000年以来，全世界对抗疟疾的努力 挽救了330万人的生命（柬埔寨Phnom Dambang，2011年）
此外，我们还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打击腐败。互联网的发展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政府的工作职责——例如它们的健康诊所应得到多少拨款，并据此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随着公众接触的信息不断增加，腐败现象将越来越少，更多的援助资金将得到正确使用。 ■关于援助依赖
批评者的另一个观点是对外援助阻碍正常的经济发展，让受援国依赖于对外界的慷慨。 这一观点存在多个谬误。首先，它将不同类型的援助混为一谈。它没有将直接划拨给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和用于支持疫苗、种子等创新研发的外援资金区分开来。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投入大量外援经费，通过农业创新提高受援国农业产量，这些援助投入不但没有让亚洲和拉美国家对外援更加依赖，反而由于粮食产量提高大大降低了受援国的依赖性。我们目前对“非洲绿色革命”的资金援助，也正在通过帮助受援国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了他们对外部的依赖性。对外援助经费是开发“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些产品对健康和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将三分之一以上的资助都用于支持这些领域的创新研发。
第二，“外援滋生依赖”的观点也忽视了那些业已“毕业”的、曾经的受援国，它们中的很多现在仅需解决一些遗留的难点问题。以下都是曾经的受援大国，但随着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已基本不再接受援助，包括：博兹瓦纳、摩洛哥、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泰国、毛里求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曾接受大量对外援助，然而目前已成为净捐助国。中国现在也是净捐助国，并通过支持科技研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在1991年接受的对外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目前这一数字已下降至0.09%。
这种进步甚至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相比二十年前，这一地区接受的对外援助总额增加了一倍，但援助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三分之一。当然，目前非洲还有少数仍需依赖对外援助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尽管几乎所有合作方——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自己，都希望尽快改变这个现状。但是，目前尚无有力证据表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可以离开外援而变得更好。
还有些批评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对外援助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听起来，的确如此。不过，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具体哪些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短期来看。但我们知道，长期而言对外援助确实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如针对健康、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健康援助不但救助生命，还能促进儿童身心发展，让受援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发生改变。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儿童长大成人后，为当地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如果你认为此类援助没有意义，就等于认为拯救生命对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或者说认为拯救生命毫无意义。
对外援助在救助生命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一点甚至连批评家们都给予承认。威廉?伊斯特利(最著名的对外援助批评家之一)在其《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列举了一些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全球健康进步，其中主要的几点包括：
“在南非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几乎在当地彻底消灭了麻疹这一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 “通过国际合作，天花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国开展的肺结核防控项目使结核病新发病例降低了40%”。 “1985年以来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根除脊髓灰质炎项目，让这一威胁美洲公共健康的疾病销声匿迹”。
关于最后一点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根除脊髓灰质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去年全球卫生健康社区确定了2018年以前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总目标，随后数十个捐赠方陆续对该项目进行了资助。如果人类可以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世界每年便可以节省出约20亿美元的脊灰防治经费。
真相与总结： 健康援助投资可以获得高回报。每当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儿童死亡，人们的寿命更长、生活的更健康，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上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共同研究如何让未来更美好。正如他们上个月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中所发表的论文：“如果投资方向正确并对政策加以改进，到2035年以前， 所有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都可以降低到1980年美国或英国的水平。” 以下你将了解到这个进步的巨大意义：
为实现人类的巨大突破而团结一致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1960年出生的婴儿在5岁以前的死亡几率是18%。而今天出生的婴儿死亡几率则不到5%。到2035年这一几率将下降至1.6%。75年间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这让我想不出任何其他进步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健康工作者、捐赠方和受援国团结一致。如果该目标能够纳入联合国后千年发展目标，便可更有效地集中资源促进其早日实现。 很多现在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依靠自己的经济发展，实现儿童死亡率降至1.6%的目标。而有一些贫困国家，则仍需要来自捐赠国的慷慨解囊，包括在健康和研发领域投入资源。此外，各国政府也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例如，中等收入的国家应该征收烟草税、削减燃油补贴，以保证更多资金用于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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