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画，可以做彩画，写各种各样的字，这就是帛书，但比竹简要贵。我们有竹简，有帛书，这就是简帛，简帛就是中国古代的书籍。
简帛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我们知道从文字结构上来说，甲骨文的“册”字写得已经和竹简一样，可以肯定，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后期就有简了。这是没问题的，而且应当还要早，我们可以设想，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时就有简了。帛可能晚一些，用帛来写字，以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知识来说，大约始于春秋时期。简帛的使用在东汉以后逐渐缩小，大家知道东汉蔡伦造纸之后我们的纸张就大大发展。当然，造纸不是从蔡伦开始的，但蔡伦在造纸方面一定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到了东汉之后，纸就扩展起来，到南北朝，就明令以后不用竹木简了，所有的文书或书籍都用纸。以后，简帛就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简帛佚籍与古文献的整理
简帛的书籍我们在考古中有所发现，而且发现得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发现是大量的。这些简帛书籍对古文献的整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呢？
第一，我们中国的古书作为文献一代一代传流下来的确实十分丰富。我国古代十五六世纪以前能够保存下来的书，比世界其他国家流传下来的十五六世纪以前的所有的书可能都要多，可是损失掉的也很多。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编辑而成的，其中的书可说是百不存一，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很少，而且即使保存下来，还有好多不免有所变形。可是考古发现的古书，是我们直接接触了当时的书了，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发现的简帛书籍一般说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古的严格意义的古书了。如果我们不把甲骨文、金文算作真正书籍，我们能看到的真正的古书最早就是简帛书籍。
现在发现的简帛属于什么时期？现在我们发现的简，最早的当为战国楚简，最早的一批，现在能确认年代的，是在湖北的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公元前433年左右。其实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而是遣策，就是随葬的器物单。这个墓的年代比较准确，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发现的最早的简。帛书最早的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或更早一些。最早的严格意义的竹简书籍，年代也差不多。 战国的简与帛书已经发现不少，还有秦、汉代的，一直到西晋，再往后就是个别
的了。我们发现的简帛书籍和与书籍有关的文书一类的材料，数量非常丰富，时代上至战国，下至汉晋。这是直接看到的古代的书，它每每是佚书，该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传流。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不存在了，甚至有的战国时代的书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连汉代都没有了，司马迁、班固都没见过，这样的书我们也发现了不少。还有一部分，虽然该书现在还存在，比如《周易》、《诗经》、《老子》，可是本子不一样，发现的本子很多字的写法、很多文句都与现在的传本不一样，因此就更重要了。
我们发现古书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其实远在古代就有发现了，而且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起着重大作用。很多人都知道所谓孔壁藏书，记载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是汉景帝末年，曲阜当地的诸侯王鲁恭王拆孔家旧房，发现了为了避秦始皇焚书浩劫而藏的书籍，都是竹简，这是古文经的重大发现，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关于学术史的研究讨论。第二次是在西晋时，在河南汲县战国时期魏国墓也发现了大量书籍，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也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考古发现的古书数量已经很大，通过这些发现我们有什么认识呢？第一个重要认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古书确实在历史上失传了，比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竹简里，有一篇叫做《诗论》，这是战国晚期的写本，其内容是孔子关于《诗经》的讨论，可能是孔子教授《诗经》的言论，由弟子记录下来的，这太重要了。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学史，《诗经》最重要，孔子对《诗经》的讨论，虽然在过去从《论语》开始有关的记述也有，可都是对于一诗中的几句话的讨论，从来没有系统的。这篇是整篇的讨论，我们相信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没有人看到，因为在汉代的材料中几乎没有人引用过，只见有一两句话，估计也是转引来的。这样的发现当然非常重要。
除了古籍因历史的原因佚失，经过考古重新发现这种情况之外，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版本上提供了一书的最早本子。比如《周易》，是很古的书，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本子都是比较晚的。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汉朝初年的)，其中就有《周易》，包括经文和传，内容有很多地方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经传就不一样。后来在上海博物馆藏简中又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周易》，时代更早了，又有它的特点。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周易》及其经传的演变，起了
重大作用。《老子》也是如此。马王堆帛书中有两个本子，同今天的《老子》很不一样。今天的本子前为道经，后为德经，马王堆帛书本却正好相反，前为德经，后为道经，相当特别。在湖北荆门郭店发现的竹简，时代为公元前300多年，大致公元前310年到300年之间，也出土了《老子》，这个《老子》的差别就更大了。它有甲、乙、丙三组，每一种都摘抄了《老子》的一部分，对《老子》研究更有意义。最近关于《老子》竹书、帛书的研究专著已有好几本，论文不计其数。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简帛书籍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纠正了我们的一些思想、观点。从清代晚期以来就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对于古书、古史的记载每每都持怀疑态度。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可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不假的书都说成假的，很多时代很早的书都说成是晚的，这种思想方法造成一种认识，似乎我们古代没什么历史文化，对我们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现在我们在考古发现中看到这些书，可以证明一些书并不是假的。比如《尉缭子》，明清以来很少有人讨论这部书，其实《尉缭》这部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了，宋代还成为《武经七书》的一部分。但从唐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它，认为它并非先秦古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里发现了这部书。这个墓也是汉朝中期偏早的，这样我们知道，《尉缭子》确实是部古书。为什么当时人们都怀疑它呢？就是因为人们读起来感觉该书不古，古书的韵味不足。临沂出土的却古意盎然，原来该书同《史记》的做法相同，把古书中不易理解的字用比较容易理解的字代替了。现在想来也很简单，因为古人传流古书不是为了保存版本，而是为了要用，特别是该书是一部兵书，是给武人学的，若是太古奥就学不了，所以把其中的字白话化，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通过发现的简帛佚籍可以知道古书是怎么发展、演变来的，不能轻易地把一部书否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发现。 三、其他考古文物与古文献的整理
我们发现了简帛佚籍和其他的一些书籍，这当然对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有极大的好处，可是不限于此。还有很多考古遗存，甚至于墓葬本身、古代的遗址本身，都会对古文献的整理有很大帮助。比如有些古城址的发现，或者证明了一个地名在什么位置，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古书的很多认识、理解、注释就是根据这些来的。
很多人都读过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书中就吸收了那时的不少考古成果，来注释这类的问题。当然，杨先生书面世比较早，现在还有些新的内容可以补充。
在简帛古书以外的古文字资料也特别重要。举个最近的例子：2002年，发现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青铜器FDA3公FDA1，现在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铭文一开始就讲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中国带有神话性质的一种古史传说。古史传说总带有神话性质，中外皆然。夏禹是夏代的第一个王，可是关于夏代是否存在，夏禹的古史传说能够早到什么时候，一直是个有很大的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在疑古思潮影响下，有人认为夏代根本不存在，夏禹的传说完全是很晚时才出现的。可是FDA3公FDA1一开始就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几个字的考释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这就与古文献有关了。“禹敷土”三字见于《尚书·禹贡》，《禹贡》的序又有“随山浚川”一语，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文献的。有人认为《禹贡》和《尚书序》很晚，是战国时期的，甚至认为《尚书序》是汉朝人作的，这些怀疑今天看来也值得商榷了。因为这个青铜器是西周中期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850至900年之间，所以《禹贡》和《尚书序》这些久被怀疑的材料也是重要和有价值的，可见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有很重要的关系。甚至于古书中很多大家认为很晚出现的词，也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发现。比如，在《仪礼》中有《丧服》篇，很多人怀疑这篇写作年代不会很古，怀疑其中的制度当时会不会有，等等。可是《丧服》篇中最根本的思想是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子与别子(支子)之间的差别，一个贵族，一代代传下来，其嫡长子就是宗子，是可以入宗庙的，宗子的弟弟，就称作别子或支子。这些制度当时到底存在与否，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最近我们在青铜器铭文考释与研究中发现了别子和支子，只是写法不同，可以作为《丧服》篇写作时代的一个佐证。这只是随便举例，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考古学的影响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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