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余秋雨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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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言简意赅，字约意丰，并且非常注重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音节上的铿锵悦耳，具有声音美、意象美以及句法美，从简单又简约的普通文字中发掘出他人所无可比拟的独到品质，构造他特有的语言品位”，“他少有繁冗的词句，多余的赘言，也少有随心所欲的心绪流露。他的语言凝练、简约，并且深思与言情完好结合，其灵性的发挥，心志的醇美，抒情的律动以及结构的绵密，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并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书写得如此轻松与自如，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做作穷尽之感”，“在遣词、造句、炼句、结构、句法上都显示了他特有的一种奇妙智慧”，“他的语言是一种创意，有才情，有风韵，有智慧，有理性，有理直气壮，有问心无愧，有生命的穿透力和悲悯情怀，真正的反思意识。他不追求那水平如镜般的清澈，而追寻一种潮样的激情和诗意”。白晓明同样对余秋雨散文可谓是赞美有佳。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其文字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且歌且吟，美轮美奂；其次是情景措绘，行文之间描写运用得很多，浓妆淡抹，时时可见，简练生动，画龙点睛；然后是语境链接，创设一个个不同的语境，以不一般的手法将其链接起来，如电影蒙太奇，剪辑奇特巧妙，营造强烈的艺术效果；还有就是主观色彩，处处都体现出浓重的主体意识，作者的所思所感，慈眼独具，自信大气，闪亮个性溢于字里行间”[3]。张先亮这样评价余秋雨的散文的语言美。“语言凝重，带有几分高深，情意浓郁，带有几分叹惋，、意蕴深刻，耐人寻味，充分体现了余氏散文凝练美、简约美、深沉美的学者语言风格”。 在散文的结构模式上看，也有一些评论者持否定态度的，虽然是否定，但却显得很中肯，有利于以后散文创作的改进。如朱国华从余秋雨散文的结构上这样评价。“余秋雨先生‘好为瑰丽之辞，以文重弹之调’。《文化苦旅》非但没有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正相反，它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在实质上也是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大趋势背道而驰的”，“‘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4]洪子诚也本着客观的态度做了公证的评价，“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道于夸张。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余秋雨散文在结构上或许存在的某种不足，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

在表现手法上，或许受早先戏剧理论创作的影响，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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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不自觉加入了戏剧的元素，使得其散文在表现手法的别具一格。梁振华、赵军认为，作为戏剧理论家的余秋雨，充分调动多种戏剧元素为散文所用，形成了自己散文创作的独特戏剧化风格。纵观余秋雨散文，从情感基调到句式修辞，从谋篇布局到表现手法，都渗透着丰富的戏剧化元素——一悲剧蕴含、戏剧冲突、戏剧悬念、戏剧结构、戏剧情境、鲜明的情感、富于韵律和节奏的语言，等等。戏剧元素的植入，大大拓展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容量和表现手段，也为当代散文的文体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董伟建认为，余秋雨散文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5]。高航从修辞角度出发，分析了余秋雨散文的在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在辞格的运用上，较多地使用了排比、话间、对比等表现力较强的修辞手段。恰切运用了排比壮文势，广文义的作用，而且排比句式整齐，一气呵成，如飞流瀑布，一泻千丈，很适宜作者激越直率的感情泄泻，因此在文中用得较多”[6]。类似的论述还有唐刃酌《余秋雨散文的文体述略》等。

三、余秋雨的文化人格与其散文的文化品格

在余秋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文人的品格，而传统文人的品格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集结，在这个集结中，传统文人首先是作为统治集团所操纵的棋盘中的一枚棋子出现的。《十万进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举时代文人的既定命运，但更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并不是科举制度的实质，科举制度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要把时代的文化理想、道德理想、政治乃至经济方面的理想提升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因此，科举制度的文化本质是要求士子与统治者以“道”相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本质，科举制度才能除了附带造就了一大批曲附于“政统”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统”自任的文化名人，如《柳侯祠》中的柳宗元，《洞庭一角》中的范仲淹，《西湖梦》和《苏东坡突围》中的白居易和苏东坡，以及《十万进士》中特意列出的那些人。关于这一点，明代的吕坤说得十分清楚：“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以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因此，传统文人一旦不能与统治者以“道”相合，就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弃子”，由“弃子”而产生了中国独特的贬官文化。贬官文化是“道”的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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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品格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传统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贬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挤压，由挤压而得到了生命的激扬，在被贬的处境中，传统文人才能摆脱喧嚣与虚浮的生命状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以探讨生命的底蕴。余秋雨以深沉的理性之光照见了传统文人由入仕而致平庸的无奈与悲哀，照见了官格与文格的严重背离，同时也以无限的深情歌颂了那些因遭贬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价值的文化名人。

但凡文学创作，都是将作者内心想法、观感和体验外化表现的过程，所谓“我手写我心”就是指此而言。探讨余秋雨散文复杂的文化品格，必须首先关注余秋雨自身文化人格的构成。

余秋雨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格，它是余秋雨自身所追寻的文化价值的反映与折射。余秋雨自身的三种文化人格特质投射到他的散文中，清晰地反映出三种文化品格——对文化的继承性、讨论性和选择性。

余秋雨散文最大的文化品格便是对文化的继承性。便览秋雨散文，从莫高窟外的黄沙到苏州城里的小巷；从假日空空的罗马到鱼汤鲜美的马赛；从埃及金字塔到耶路撒冷哭墙??文中字字无不关乎文化，一路上从未离开人类文明历史的现场。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余秋雨的散文，那就只能是“文化”。散文以文化为旅行的坐标，谈论文化的前世今生。而这一切的原点，都应该归于作者在清灯下玩味的书卷。散文中对文化的继承性植根在余秋雨接受文化的人格中。另一方面，“怀疑”与“重建”的意味在余秋雨散文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着。值得在这里明确指出的是，文章所怀疑的并非文化的力量，而是传承这种力量的方式；它所重建的不是文化传统，而是这些传统在书本之外的真实。余秋雨曾自问道“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7]答案需要寻找、需要重建，因为“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这种“怀疑”与“重建”可被视为余秋雨散文的第二个品格——对文化的讨论性。由于有了讨论，作者才会在敦煌的大漠黄沙中叹息“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8]也正是有了这种讨论，作者才会警惕起“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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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9]

余秋雨散文既继承文化又时时加以怀疑，既热衷于重建又往往依靠书卷记录。这两种文化品格看似矛盾却实可统一。把它们调和起来的正是“对文化的选择性”，这是余秋雨散文的第三种文化品格。选择求证文明的路线和对象，选择关注遗迹的视野，选择讲述哪些于书有据的传说，选择否定哪些世代相传的常谈。说到底，作者是在选择文化的哪些部位应当让人铭记，哪些伤疤最好不再提及。继承、讨论、选择这三种文化品格相互渗透，决定了余秋雨散文的特质，三者相互关照，难以断然分剥。

总之，余秋雨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他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范式，为散文写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板。从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现象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他已经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方式找到了一种实践的途径，并且，余秋雨本身的实践也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这不限于单纯的散文或文学创作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广泛影响和当代人文精神建设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乳小炯，试论金庸、余秋雨和王朔创作的文学价值[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5)：16 21. [2]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J].河南社会科学，2003，(3).

[3]白晓明．优雅而深邃——：余秋雨散文语言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3). [4]朱国华．别一种媚俗[J].当代作家评论，1995，(2).

[5]董伟建．余秋雨散文的艺术创新[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6]高航．余秋雨散文的写作特色[J].写作，1996，(2). [7]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 [8]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7.

[9]余秋雨.山居笔记(新版)[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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