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哈全安的《伊斯兰圣战思想探源》，等等。
目前学术界对蒙古历史关注颇多。与蒙古统治者同时代，并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的伊朗的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一版再版，既有英文版的，也有中文版的，足见其重要性。法国学者格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一部详细阐释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帝国历史的宏著。瑞典学者多桑的《多桑蒙古史》也十分值得参考。另外，还有英国道森的《出使蒙古记》，等等。
中国学者对蒙古历史尤其是对元朝的历史研究就更多了。主要有：明朝宋濂编纂的《元史》，浩瀚210卷，是研究元朝历史不可不查的资料。明朝陶邦瞻编写的《元史记事本末》，共27章，以事件为纽带阐释了元朝历史，也是一部值得参考的资料。今人周良霄先生、顾菊英女士合编的《元史》是一部全方位考察元朝历史的必查资料，从蒙古的起源一直写到元朝的灭亡。杨志玖先生的《元史三论》，论及元朝的经济政策问题。富育光先生的《萨满教与神话》，较系统地阐述了四大汗国建立前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情况。另外，还有，黄时鉴、邱树森各编的《元朝史话》，史卫民的《都市中游牧民》，蓝琪的《称雄中亚的游牧民族》等等资料也值得参考。
（12）
论文方面，主要有：斯赫尔曼的《13世纪蒙古汗国的朝贡规则》，徐黎丽的
（13）
《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关系》、《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
（14）（15）
及其原因》，毕奥南的《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陈国光的《蒙古统治者
（16）（17）
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贾晞儒的《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齐学民的《萨
（19）
满教对蒙古帝国社会政治的影响》。
三、创新点
1．
本篇论文，学生认为有如下创新。
1、角度新。针对学术界或仅对两个民族的历史单独研究，或仅仅只考察某两个人物在某个领域的差异（如前面所提及的汉扎罗夫的《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的比较：在世界帝国建设中的宗教因素》），我想就这两个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征服民族，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命运这一现象，做个初步的探讨，希望学术界多关注这两大民族，多思考这两大民族的异和同。
2、思路新。综观研究阿拉伯历史的著作，我发现它们有有个共同的特点：以时间为主轴，从古到今地介绍、阐述阿拉伯的历史，如《阿拉伯通史》、《阿拉伯简史》、《阿拉伯史纲》、《伊斯兰教简史》、《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等等，而至今还未发现就阿拉伯历史的某个问题深入分析其始末的著作，没有一部构建阿拉伯历史的理论性著作，对此深感惋惜。故希望学术界能跳出仅仅以时间为主轴重复介绍阿拉
（11）（12）
2．
哈全安，《伊斯兰圣战思想探源》，《亚非论坛》，2003年，第3期，第26——32页。 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in the 13th Centu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19,No.3/4,(Dec.,1956),304—389. （13）
徐黎丽，《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第26——37页。 （14）
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9月，第33卷第5期，第86——91页。 （15）
毕奥南，《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12月，第14卷第4期，第40——51页转148页。 （16）
陈国光，《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3——67页。 （17）
贾晞儒，《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49——57页。 （19）
齐学民，《萨满教对蒙古帝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前沿》，2005年，第2期，第187——189页。
5
伯历史的书籍，多些其他思路。本文试图从两大征服民族的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一现象入手，初步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四、文章初步框架及主要内容
（一）前言
主要解释说明题目——两大征服民族的不同归途——的含义。
（二）、征服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向敌方提供三个方案：①皈依伊斯兰教，享受穆斯林待遇；②立约投降，交纳贡税，受到保护；③迎接真主之剑，杀无赦。此种方式，有利于瓦解敌方斗志，并信仰伊斯兰教。当阿拉伯人征服某地后，大批移民涌入，和当地人互相杂居通婚，有利于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差异，扩大阿拉伯民族的规模。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大多均是混血儿。
蒙古统治者向敌方提供两难选择：或投降或死亡，财产照劫。即使敌方稍作抵抗，屠城杀绝，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连婴儿、孕妇也在劫难逃。蒙古军队占领某地后，不是移民当地，而是抢劫财产后再全体退却。统治者基本上不和被征服民族通婚，不符合今天的优生优育的标准。蒙古皇室、贵族成员中，长寿者几乎是凤毛麟角，体弱多病者不胜其数，夭折者大有人在。皇帝除忽必烈终年80岁外，元朝皇帝无一人超过成吉思汗66岁，顺帝妥欢贴睦尔51岁，成宗铁穆耳42岁，其余的则未超过40岁。贵族集团的寿命也一样。以木华黎家族为例。木华黎终年54岁，儿子孛鲁终年32岁，孙子塔思28岁，其后人超过40岁的，只有脱脱、安童等数人，且未达到50岁。之所以如此，部族间的固定婚姻是致命杀手。
（三）、内部斗争程度的差异
相对于蒙古民族来说，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内部斗争相对较少，规模也并不大，主要有骆驼之战（656年）、绥份之战（657年）、哈瓦利吉派与阿里派、穆阿威叶后裔无嗣后麦尔旺家族上台的争斗、阿拔斯反倭马亚王朝的争斗、艾敏与马蒙之间的争斗。
蒙古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与其统治共始终：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忽必烈与昔里吉的汗位之争、元朝第二代皇帝铁穆耳死后仅仅26年竟换皇帝8个、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火拼至伊利汗国灭亡、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战争、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战争、各汗国内部蒙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等等。这些争斗、战争消耗了各汗国的实力，国内难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四）、经济政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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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族征服某地后比较重视该地的稳定与经济建设。征服某一地区后，阿拉伯人保留原来的行政机构，留用原政权的官员，将逃亡贵族、皇室的土地，分给隶农耕种，人民仍然各操其业，只要他们交纳贡税。阿拉伯帝国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经济建设，根治沙河、改良土地、发展农业、轻赋薄税、政策优惠、统一货币、鼓励商业。
蒙古统治者的经济政策不利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元朝为例。虽然统治者重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工具与耕作方法、重视商业。但田租、税收高得惊人，难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元朝统治者有大量的官田，有的直接租给农民，有的由富豪承租再转租给农民。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言及公田，谁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种！”根据当时的人说，公田的租金比私田高20倍。为了满足一己之需要，统治者无什不税、滥发纸币、搜刮钱财、合法化“斡脱钱”（高利贷的一种，又名“驴打滚”或“羊羔儿息”）。
（五）、文化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穆罕默德就说过，“知识是穆民的骆驼，必须找回来”，“你们求学，哪怕是在中国”。哈里发也重视文化建设，艾布?伯克尔编订《古兰经》，奥斯曼编订《古兰经》奥斯曼定本，并禁止将其翻译成他族文字，这样既传播了伊斯兰教，又能传播阿拉伯语。文化翻译运动自倭马亚王朝便已经萌芽，至阿巴斯王朝的拉希德、马蒙时期达到鼎峰。大量的他国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繁荣，使得阿拉伯文化在当时独步一时。上行下效，地方统治者也大力网罗学者、文人，发展文化教育。阿拉伯逐渐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很多西方求学者都不辞千里前来求学。
相对来说，蒙古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不够。成吉思汗认为“人生最快乐的是，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蒙古统治集团有人发表这样的高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统治者认为文人长于空谈，理学于治理国家无补，遂禁止科举考试多年。1317年，开科举取士后，统治者又颁布政策，分两榜取士，对汉人、南人的要求近乎苛刻，并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致使汉儒由科举而官如同登天，儒生在时人眼中的地位竟低于娼妓，只高于乞丐，在当时人们排列的“十等人”中位列第九。
（六）宗教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民族重视建设本民族的宗教——伊斯兰教，并确立真主“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宣称穆罕默德是真主安拉的封印使者，各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利于从思想上统一阿拉伯民族，从而有利于维护巩固政权。即使哈里发大权旁落、王朝衰落，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仍是独一无二的。阿巴斯王朝衰落后，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巴格达周围地区，但各“独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没有自称哈里发，或称“苏丹”，或称“艾米尔”等等，都承认哈里发为唯一的最高宗教首领。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几乎完全溶入了当时人们的方方面面。《古兰经》是阿拉伯人的生活准则，它涉及道德、教育、商业、农业、信仰等等方面，几乎涉及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为了推广伊斯兰教，阿拉伯统治者实行“待遇差别”政策，非穆斯林可以保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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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信仰，但需要交纳一定的丁税；而穆斯林却可以免之，而且享受国内的优惠待遇。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大批异教徒纷纷改而信仰伊斯兰教，大大扩充了穆斯林的队伍。
而蒙古统治者却忽视了本民族的宗教建设，并且也未将宗教权威合而为一。蒙古统治者最初信奉的是萨满教。通过萨满（类似于巫师），人能联系上天之神、祈求神灵保佑。因此，萨满在其信仰区地区十分显赫。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说，萨满教既有积极作用，又有破坏作用。萨满可以使蒙古统治者地位巩固，宣称其为“真命天子”，世人均须服从于他。萨满也可以使蒙古统治者的政权崩溃。成吉思汗时期，萨满阔阔出为打击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宣称合撒儿也是上天派来的真命天子，唆使成吉思汗斩草除根，杀了合撒儿。由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的极力劝阻，兄弟仇杀才没有酿成。最后，成吉思汗以摔跤为名将阔阔出除去，才最终避免了一场权力角逐、统治阶级分裂的危险。后来，蒙古统治者改信其他宗教，元朝信仰佛教，察合台汗国信仰基督教，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信仰伊斯兰教。在信仰上蒙古统治者出现了分裂，并且由于宗教矛盾彼此战斗多年。钦察汗国借口旭烈兀杀害哈里发、处死80万穆斯林，遂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夹攻伊利汗国，直至伊利汗国灭亡。在改信的宗教上，统治者又“太过投入”。以元朝为例。元朝大兴佛寺、大赐田地与财产、奉佛为师，僧人为非作歹、欺官压民，甚至侮辱王室，元朝统治者竟不追究。完全可以说，过分崇佛注定元朝必亡。
（七）、民族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来区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宣扬穆斯林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允许异教徒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大力提拔有才能的异教徒，扩大巩固统治阶级的根基。
蒙古统治者为保持其尊贵血统，维护其特权地位， 民族内部通婚，将全国人口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不利于民族的壮大、统治基础的巩固。
（八）、总结
指出除了上述原因的差异外，也指出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蒙古民族作出了哪些改进等等。
在分析总结两大征服民族的政策的差异后，指出阿拉伯民族也有不足之处，蒙古民族也有可以学习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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