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

——福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张秀琴

【作者简介】张秀琴，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哲学系，北京 100088

张秀琴(1970— )，女，安徽合肥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后现代哲学思潮及其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的观点认为，福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研究基本方法论转移，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转移；意识形态研究基本范畴的转换，即从“意识形态”到“话语”、“知识”和“权力”的转换。 【日 期】2007-03-26

【关 键 词】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考古学/话语/知识

福柯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拒斥“意识形态”(尤其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术语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研究基本方法论转移，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转移；意识形态研究基本范畴的转换，即从“意识形态”到“话语”、“知识”和“权力”的转换。

一、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转移：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考古学”和“谱系学”

福柯的考古学(archeology)和谱系学(genealogy)，是福柯式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他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框架，尽管关于考古学和谱系学到底哪一个在福柯的著作中才是最为重要的方法论，① 学界有着不一致的见解，但大家的共识是：它们都是福柯进行“话语”、“知识”和“权力”分析以及与相关的主体和历史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没有同时采用其他方法(如在研究主体问题时对伦理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它们也是福柯以上述术语出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当然，福柯在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来分析上述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时，是有所侧重的：如果说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话语和知识的话，那么谱系学则主要侧重于权力和主体问题，而由于上述问题在福柯的研究时间上有先后之分，所以考古学要先与谱系学；但又由于上述各问题领域一直都是福柯的关注对象，且贯穿于福柯的所有著作，故考古学和谱系学在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并不能说明它们的重要性有任何区分。

那么，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到底是怎样的研究或批判方法？它们在研究以话语、知识和权力等术语而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时，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作为意识形态研究或批判的方法，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关注的是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差异性和反体系性。因此，“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不构成一门科学，一种合理性，一种精神状况，一种文化”。[1] 此外，考古学也“不想缓慢地从观念的模糊领域走向体系的特殊性或科学的最终的稳定性；它不是一部‘光荣经’”，而是要“作出差异分析”。[2] 因此，与传统的“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3] 这里，福柯所说的“思想史”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所有在他看来代表理性和进步史的人类认识史以及以这一认识史为基本内容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特征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然也包括在内。考古学的这一观点和立

场，当然也被福柯后期的谱系学所继承和发扬。所谓谱系学，在福柯那里，“既是分析那些作为事件的话语的理由，也是目标”，福柯借助谱系学“所试图显示的是那些论述事件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规定了构成我们现在的东西，规定了构成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实践，我们的理性类型，我们与我们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如果说考古学“是材料和方法论框架”的话，那么谱系学就“是分析的最终结果”。于是，在谱系学的分析框架中，知识的科学等级化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于是便具有了与传统理论视野截然相反的认识。换句话说，“谱系学分析，作为一种与传统的知识科学等级化所提供的分析方法截然对立的描述方法”，它因此也会将传统知识观的种种观点和态度置于自己考察和置疑的境地，福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两个途径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这两个途径分别是：第一，“通过在具体的认识论框架之内考量马克思著作的发生和居所”，也就是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考察人文科学发生的条件问题；第二，“通过权力考察”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作为某种权威性理论的直接后果，而这种权威性则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地位密不可分的。上述第一种途径可以明显的在福柯的《词与物》一书中得到体现，“在对现代认识论框架进行分析时，福柯曾评论道：‘在西方知识领域的最深层面，马克思主义没有引入真正的分歧，在没有差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福柯也在其早期著作中曾经承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4] 但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没有能够超越古典经济学派，或者换句话说，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没有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即没有能够标志一种新科学的发生。因此，在谱系学的视野中，作为对于科学性进行孜孜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或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内容)，就是福柯的谱系学所要批判的对象。

这样，福柯就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置于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的对立面了。所以他才会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水中鱼”，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

存了；而且即使有时可能表现出某些理论活力，那也不过是“儿童游泳池中的风暴”，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了。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观点指导下，福柯向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由上述可见，考古学和谱系学作为福柯理论包括其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分析框架或方法论基础，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巨大差异，又有着某些共同点。

二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态度(我们可从上述福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窥其一斑)——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种方法，它关注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整个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平等的宏伟事业，为此，它对与这一事业紧密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现象(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和现象)进行了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过程和规律的论述，而且其所论述的方法也是符合辩证法和科学性的，并因而与实践之间保持着动态的一致关系，该理论于是因此具有了活力和张力，就连他的反对者(包括福柯在内)也不得不承认受他的影响颇深；与此相反，考古学和谱系学作为福柯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方法，则关注的是部分人群(如癫狂者、精神病人、囚犯和同性恋者等边缘化人群)对规训权力等社会制度的反抗和抵制，为此，考古学和谱系学对导致现代社会种种压制现象发生的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等问题进行了微观领域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反“辩证法”、反“科学性”和反“体系性”的“实证性描述”，而拒绝承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和转化关系，于是，在这里，理论本身便具有了实践的性质，然而这样的结论似乎又与其理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前提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因此，福柯的理论中包含有诸多的悖论和矛盾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次，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则表现在：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考古学和谱系学，在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时，尽管它们因为各自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理论背景的各异，因而所关注的理论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都是作者对工业社会的种种压制或压迫现象进行理论反映的工具，因此，它们同属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只不过所关注的领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