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小说的恐怖美学

续。里克特·诺顿在其编著的一本关于哥特小说的研究资料汇编《哥特读物：第一浪潮1764-1840》中延用了这一体例：将英国哥特小说划分为拉德克利夫式的terror派和刘易斯式的“德国”horror派（the Radcliffean School of Terror和the Lewisian ?German? School of Horror）。[20](Pviii)他在前二位观点的基础又加上了自己的不同理解。“通常认为这两派相应地分别将着重点放在感伤性和感官刺激（sensibility and sensation）上。”前者的恐怖（terror）力量和事件通常是内在的，反之，后者的恐怖（horror）力量和事件往往是外在的。以恐怖事件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这两派的特征显然是一种倒退，因为从本质上说，它将考察的对象又从主体转回了客体，重新退回到伯克式的停留于事物表象的理论考察方法。我们既可以同意戴维·庞特将刘易斯的《修道士》中的恐怖读解为某种政治反抗力量的恐怖，更可以将其读解为主人公安布罗西奥受到长久压抑的“内在”欲望的一次强劲的毁灭性回袭；而拉德克利夫夫人小说中让人恐惧的倒往往是古旧城堡中那些吱吱作响的门绞链，阴暗的走廊，以及幽闭的阁楼、地下室等这些“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这样的区分方式对于揭示哥特小说的不同恐怖形态来说并不具备本质意义。里克特·诺顿因此不得不在这两个流派之外，又另外加上了以沃波尔为代表的“历史哥特”（Historical gothic），这一做法彻底破坏了他分类描述的初衷。

特里·赫勒在《恐怖的喜悦》（1987）中，为horror和terror添加的附值则是审美距离方面的：“Terror是伤害涉及自身时的恐惧。Horror是人们在预见或看到伤害涉及他所关心的人时所感受到的情感。……terror只是作品中人物的体验，而horror是对这些人物或他们的牺牲品的怜悯反应的一部分。”[21](P19-20)用海德格尔的话可以很好地驳斥这一观点：“为……害怕并不取消他人的怕。……为……害怕是同他人共同现身的方式，但它不一定是连带着为自己害怕，更不一定是各自为对方害怕。人们可以因……害怕而并不为自己害怕。但细究起来，因……害怕就是为自己害怕。” [10](P165)从存在论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仅从哥特小说表层的恐怖意象、恐怖事件或审美距离等方面来讨论只能把问题弄得更混乱。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更高的——精神分析的、存在论的——层面来区分哥特小说的具体恐怖情境。如果仍然要沿用前述“terror”、“horror”的提法，鉴于研究界一向毫无争议地认定前者是崇高的，笔者认为，后者则是诡异的。至于此前普遍认为在它们与18和19世纪的哥特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联系的提法，也是有其道理的。有学者称18世纪的哥特小说偏重表现外部恐怖，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哥特小说偏重表现内心的恐怖。

本文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前者更多表现的是崇高之“怕”（terror），后者中则更多的侧重诡异的恐怖（horror），一种“实在”之“畏”。

具体地说，18世纪末哥特小说中的恐怖情境多得自崇高客体的恐怖氛围的营造。阴森的古堡，瘆人的墓园，幽暗的长廊或鬼魂出没的荒野，甚至是某种骇世的罪行（sublime crime）。而19世纪末维多利亚哥特小说中的恐怖情境却往往来自于那若有似无的“实在界”。它可以显露为无数难以捉摸的面庞。它可以依附于“崇高”的自然物，又绝不同于它，就像布莱克伍德《孤岛柳林》里湍急江流中的孤岛上那片诡异的柳林：“它们身上散发的某些特质令我心乱不已。……柳树密密麻麻到处林立，让周遭显得越来越阴暗、影子越来越浓黑，时而狂暴时而柔顺地摆动着，让我产生一种诡异又令人不快的念头，仿佛我们擅入了一个陌生国度的边界，一个不欢迎我们、不希望我们逗留的世界……”[22]。它还可以是《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那受压抑的欲望化身——海德，《德拉库拉》(Dracula)里深藏在喀尔巴阡山脉但又伺机复出的浸透了欲望原质的吸血鬼，《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中家庭女教师那扭曲视线中鬼魅世界……

结 语

总的来说，崇高论与诡异说在西方美学史上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传承，它们对理解哥特小说的恐怖形态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与生本能的快乐原则相联系的伯克式崇高，其审美主体是与外部恐怖客体对抗着的恐惧主体，他虽然一度由于客体的强势而丧失理性，但最终由于自身与客体之间还存有一段安全的审美距离而使主体的完整性得以保全。对应于海德格尔的“怕”，我们可以将伯克式崇高理解为一种人处于“沉沦”在世状态中、由对自身可能造成具体的物/人引发的恐惧。与“超越快乐原则”相联系的诡异的概念则历经了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拉康的补充和发展。由于心理活动的压抑机制，诡异将真正的恐怖根源引向主体的存在和“实在界”，并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不稳定，甚至在海德格尔和拉康看来，恐惧来自于人的存在，同时又是人的存在本身。因此，在崇高中，人是可以逃避的，而在诡异中则无处可逃。

崇高与诡异都是哥特小说不可或缺的恐怖形态，它们在具体的哥特小说文本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恐怖情境，分别可被命名为“terror”与“horror”。只是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存在认识的不断发展，以现代文明加诸人类主体的种种压抑，人类的恐怖客体不断由世界转向存在本身，这就导致了18-19世纪哥特小说呈现出诡异恐怖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态势。

就这样，本文从“崇高”-“诡异”的美学现象，到“怕”—“畏”的恐惧的生存现身情态，再到terror-horror的哥特小说文本中的具体恐怖情境，完成了对哥特小说恐怖美学的合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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