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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
影响因素分析”
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同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不断发展和创新,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的投资工具。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行为也日趋复杂,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和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促进金融资产增长的同时,来源于家庭金融资产的资金投资,对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等方面又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对财政、市场融资的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大幅度震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使居民家庭的财富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尚存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拥有的资产结构相对单一、城乡居民投资行为差异大等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家庭投资金融资产的行为也是其实现自我保障的方式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如何引导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营造理性的投资氛围,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从家庭的主观角度出发,研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非系统性影响因素,可以更好的分析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个性,使政府的指导政策、金融企业的策略改进等都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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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围绕着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一话题,国内外学者研究颇为丰富,在这里我将非系统性的因素综述为家庭收入、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家庭房产状况以及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五个方面。
(一)家庭收入
一般来说,家庭收入减少时,家庭支付能力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就较小;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家庭支付能力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Merton(1971)引入工资收入发现,理性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将其工资资本化,将工资总额作为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组合的补充,他们往往会将其资产组合的总资产保持与其没有工资收入时一样。Uhler、Cragg(1971)利用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抽样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发现财富、年龄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而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Cocco、Gomes and Maenhout(2001)描述了Merton的最优规则,并通过允许未来工资收入变动而将其一般化,工资引入简单模型将导致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风险资产更多,也会使得他们在老年时更迅速地减少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数量。从理论上讲,工资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资产选择会产生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投资者面对较大工资收入风险时,持有股票的比例较小,但这一影响效应很小,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收入对最优资产选择起重要的决定作用,但工资收入风险所起的作用要小。
李建军和田光宁(2001)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规律性变动,当收入增长较快时,居民偏好储蓄性金融资产,不愿多持有流动性强的现金资产;当收入增长较慢甚至下降时,居民偏好流动性强、收益高的证券资产,以及能够在未来带来较高收益的保险资产。
(二)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
罗旋(2004)从总量、结构、收益率三个方面研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与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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