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安排关涉到道德教育所处社会环境的优化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环境是相互决定和相互创造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制约着人的发展，因此环境决定人。但环境的这种决定作用必须借助于人对环境能动的反作用才能实现。离开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无从体现，甚或流于空想。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表明，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塑造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4)道德教育是在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是道德教育活动的阵地，是人们实践道德行为和养成良好道德习惯的舞台。因此，任何一种道德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人的道德的发展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也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者的道德说教与知识灌输而获得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的情景下，道德主体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和主动建构的产物。社会环境的优化状况，关系着道德教育目标的完成和任务的实现，影响到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警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名言、妇孺皆知的“孟母三迁”的佳话都充分说明环境在人成长中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道德教育的有效性离不开优良的社会环境。于个体高尚道德素质的形成，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一个社会的环境如何，社会制度安排则是一个关键因素。制度安排对社会环境优化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社会稳定的秩序格局，为道德教育的健康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或环境支持。“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制度安排或工作规则形成了社会秩序，并使它运转和生存。”(15)离开了制度安排，要构造一种秩序井然的公共道德环境是不可思议的。
制度规范改善着外部的社会环境。任何社会都是由制度来支撑和维系的。优化社会道德环境，有赖于制度的规范与约束。然而，现实的环境是一个“灌木丛”。按照德国杰出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个灌木丛中，包含的各种关系扑朔迷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既有积极、有益的环境，也有消极、有害的环境。而一个人不可能总在一种有利或有害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氛围中，会导致人们道德思想的不同变化，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冲突、斗争和对立，易使个体习得不良的社会风气，对道德教育产生不利影响，令道德教育陷入困境，引发社会公德失范。社会环境失序而导致道德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安排的缺失。制度安排的偏差，必然使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乘虚而入，强烈地冲击着一些人的道德观念，使他们背上了巨大的精神包袱。特别是伴随环境变化而带来的丑恶思想，侵蚀和毒害了人的灵魂，导致人们行为的失范或越轨。没有规则，便没有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调整器，制度安排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是维系良好道德环境和有序社会的重要工具。诺斯指出：“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16)在秩序井然、风气纯朴的社会环境下，更能调动人们追求科学、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实际行动，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另外，制度安排对社会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人们总是根据实际需要，对不合理的或不能与时俱进的制度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保证制度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适应变化和发展了的环境要求，将制度安排和环境整治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为提高公民道德思想素质提供优良的道德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环境始终得到净化和改善，从而达到净化社会风气、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培养良好品德之目的，使环境的优化和道德的进步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三)制度安排决定着道德教育所需成本的高低
进行道德教育，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和成本耗损。在总结和检讨传统道德教育的诸多流弊时，我们发现，尽管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但付出与回报失衡，形成强烈反差。道德成本渐趋扩大和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并存，致使道德教育深陷“入不敷出”的窘境。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影响道德教育的外部因素来看，社会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导致道德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转型和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和生活方式复杂化的发展势态，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难免被打上深深的时代印痕，自我意识的膨胀和对利益的追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迸发出来，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日趋增多，种种破坏道德的行为也不断涌现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18世纪卢梭预言正确性的再度印证：我们可以觉察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时，人们的德行也随之消逝了，这种现象在不同时代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比比皆是。在多样化社会格局日益突出的当今时代，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安排，缺乏明确的是非判定标准和规范约束机制，那么，在对原有价值重估的过程中，在道德上形成的模糊认识不仅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水平，造成大量道德资源的浪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倘若人们的好逸恶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非道德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势必会增加社会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引发各种社会道德危机。
制度是由一系列规则构成的。制度由人们选择和制定，同时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规则对行为预设和调整的结果最终决定了道德成本的高低。适当的制度安排可降低交易成本。面对多元纷杂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关系，制度的重要性在于给人们提供了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行为准则，从而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行为。当人们的行为得到了制度的支配和规范时，就能强有力地约束他们非道德的意愿和行为。特别是在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制度作用的发挥，
有效地保护了个人合法权益免受他人侵犯，可以促成人们自觉自愿地服从制度安排，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加强道德修养。这样，可减少人们对道德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关注，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避免了道德教育投资多、时间长和实效差的流弊，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成本效益。这说明，通过制度安排，可规范人们的言行，减少人们之间的误会和摩擦，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此基础上增强互助合作的意识，使人在利与义、得与失的权衡较量中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有利于扭转当前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的局势，是提高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保障。“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17)制度对人们行为方向的指引，为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搭建了平台，为人们提供了道德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体现了节约资源的道德要求。布罗姆利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制度使人们在道德与非道德生活中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小化，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降低道德教育成本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实，对正当行为规则的遵守也是一种修养、一种精神品格，代表了个体道德水平的发展程度。如是，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可有效防止道德资源浪费和道德教育效果低下的窘境，道德成效的凸显自是毋庸置疑。
注释：
①俞树彪：《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②【德】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8页。
③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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