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

寄托。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然而，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终其一生，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苏轼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士人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入世精神表露无遗。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 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

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苏轼一生有两次大的失意，先后谪居黄州、惠州、儋州共达十余年。在这些时日里，他更多地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谪居黄州时，苏轼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这表明道家的逍遥游世的人生态度这时已对他发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一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有时，他也不免有一丝失意状态下的伤感，吟唱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名句。在其失意之时，佛道出世界频频出于笔端。 倾心佛老，并不表明苏轼已隐于消沉而不能自拔。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表明，他信佛老，意在完善人格修养。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 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有了这种人生境界，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 苏轼以儒道交替为主调的人生观，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在极为有限的自由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共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论苏轼三教合流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此千古绝唱的歌吟者蒙冤而逝九

百载时，苏轼——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

未随时光而消逝。然而，世人对其作品的审美赏析似乎远胜于对其文化内涵的

体认。因此，苏轼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贡献问题，一直是研究的薄弱之点

一、苏轼与古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精神演变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其典型标志是，

儒家学说此时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严密精致的理学理论体系。理学强调通过道

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道德情操，塑造了注重社会责

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理学的文化精神更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平民性的特

点。因此，理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却与欧洲文艺复兴运

动有着更为相拟的特点，其人文主义精神十分突出。

理学的出现，使两宋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时代特点。正如美国史

学家们所评价的那样：“宋朝不仅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方面，而且在思想、信仰

、文学、艺术方面，还有在通过印刷术普及学术方面，都标志着近代的到来。

这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一个同时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的学者政治家的时代 。”（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三联书

店1981年版，第666页）然而，现学又是以“天理”为核心范畴的学说。在理学

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人性被完全道德化，人的自然欲求被遏

制。因此，理学又存在着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错误，其人文

主义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