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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稿:老一辈和年轻一辈谁更应该主动理解对方 

来源:用户分享 时间:2025/6/17 1:44:26 本文由loading 分享 下载这篇文档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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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稿:老一辈和年轻一辈谁更应该主动理解对方

辩方:老一辈更应该主动理解年轻一辈 核心:代际关系问题

背景:在三十年急速变迁的价值观碰撞,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 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落差。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经历不同,在行为和认知上产生差异而形成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两辈人更加整合融洽地相处,双方都要做出努力,但是我方认为,老一辈更应该去理解年轻一辈。

论点:

谢谢主席,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谁更应该主动理解对方。在这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价值观的碰撞下,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

我们的讨论基于一个前提,老一辈和年轻一辈都有主动理解对方,缓和代际关系的意愿,如果任何一方不具有理解对方的意愿与能力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来看一下定义,我方认为主动理解是一种共情,可以说是学习,引导,体谅对方的能力,而老一辈和年轻一辈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正好比长宽高,一个长度是长是短,是看它和它的相对物比较的情况,同样老一辈是指对比我们,辈分要长的一辈,年轻一辈是指辈分再后的一辈,根据法定结婚年龄来说,通常两代人相隔二十岁以上。

我方的观点是,老一辈更应该主动理解年轻一辈。

接下来论证我方立场,我方作为研究生团队,比学弟学妹虚长几岁,但作为同时代的我们,有很多人都结婚生子,我们出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相对于年幼的子女,我们是老一辈,相对老去的父母,我们是年轻一辈,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两种情况来探讨。

情况一,我们是刚刚为人父母的老一辈,这里为什么说老一辈更应该主动呢?相对于初步成长的的子女,他们在三观未成熟,人生经历不足够的时候,作为在家庭中出于主导地位,在生活中有更多经历体验,在事物中有更强的辨识能力的老一辈更应该主动理解年轻一辈,如果放任他们在黑暗中摸索,自己去积累经验的话,显然效率更低甚至走向企图。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承担起老一辈的责任,去主动理解他们,引领他们的成长。

情况二,作为年轻一辈的我们,我们的父母正在老去,但是时代却在不断进步,我们的老一辈对于我们的文化和技术相对我们了解不深,比起年轻一辈盲目地灌输向老一辈灌输思想与文化,老一辈根据自己的需求向年轻一辈主动去理解和学习适合他们的事物,会更为高效走近年轻人的时代,更能提升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的论证,我方认为老一辈比年轻一辈更应该主动理解对方。 正面:

定义:以1950 年前出生者为第一代( 文中称祖辈) ,1950 - 1979 年出生14个体化与一体化: 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者为第二代( 文中称父辈) , 1980 年之后出生者为第三代( 文中称子辈) 。根据改革开放、人口政策等宏观社会制度因素划分出来的同一代人及其家庭会受到近似的影响,个体和家庭的具体特征与社会结构因素共同作用,形塑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样态,推动社会的变迁过程。

这里所说的这些年轻人的特质,并不意味着所有80后、90后以及00后都是这样,只是说这几代人基于相似的社会物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会表现出某

些共同点。

2016年, 一位三十岁女青年被逼婚自杀, 留下遗书引发网络大讨论, 个中缘由复杂, 但无法回避的是她所要面对的逼婚场域 (2) ———家族、同辈集团、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长辈安排甚至干预年轻人生活的环境;进入当今社会开放、信息发达、机会多样、志趣多变的时代, 这些传统就面临极大的挑战, 也是造成成年人与青少年冲突的原因。

中国的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援助可能是全世界空前的, 尤其是婚前车房这些大件的援助。他们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 很自然会在你的生活决策上也占据主导。

从“每逢过年倍逼婚”说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的逼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成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35岁青年压力最大,农村地区又比城市严重。

从教育观念上来看,家长普遍重视对其子女的教育。父母即使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怀子女的成长,安排好他们的各种活动,如带孩子参观、游览,给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给他们解答各种问题,教他们唱儿歌等等。这些活动都开阔了孩子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知识,培养了孩子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为他们智力的开发,聪慧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年轻的父母一般都缺乏一定的教育知识和经验,在教育观念上往往失于偏颇,偏重于养育而非教育,导致了对孩子的过分娇惯、宠爱,致使“独生子女的任性、娇惯有发展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几乎所有的独生子女都有任性、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心、社交能力差等通病。

目前我国教育的内容与现实社会的脱节,也不可避免的引发了代沟问题。现实的生活让父辈们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为了减少未来孩子们遭受的伤害,父辈们逼着自己的孩子去适应制度性歧视和职业中的潜规则,泯灭孩子的个性,去迎合社会的需求,但这往往不是孩子的本意。为了实现美好的初衷,面对孩子的不理解和反叛,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使用一些极端的方式逼迫孩子执行按照自己的规划来执行,这些便更加激化了父母与子女的矛盾,甚至引发出离家出走的悲剧。显然,这一切的误解和矛盾不是来自父母,也不是来自子女,而是来自我国当前的一种自相矛盾和冲突的文化:现实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及教育系统中宣传的公平、公正和正义。

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内部环境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子女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深刻性等特点。父母拒绝教养方式指父母采用苛刻严厉的育儿方式,而这种教养方式会导致个体自杀。Rofel(1999)指出我国同性恋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属感,使他们把追求家庭和社会和谐相处作为表达和实践自我身份的基础;周华山认为相较于追求个体自我的解放,中国同性恋者更关注于自身和家庭的关系,上述观点表明家庭环境对于国内同性恋者的影响十分重要。同性恋者作为中国家庭文化中的“越轨者”,难以被父母所接受,国内同性恋者面临着巨大的家庭压力

代沟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文化上的冲突。同时,拥有话语权的父母辈、老师辈用他们所持有并赞同的文化以及与那种文化所对应的三观教育他们的子女和学生,在这过程中下意识的把自己持有、赞同的文化和观点强加在青少年身上,必然引发处于独立意识成长时期的青少年的不满与反抗。这种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于教育方式、处事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观点,甚至是完全相悖的理解,不可避免地扩大了青少年与父母和教师的代沟的深度和宽度。

网络社会、信息时代的青少年拥有追逐“话语”、掌握“话语”、引导“话语”的多样化能力;但是, 成人社会对此或是视而不见、或是很不习惯, 就必然造成代际关系的冲突。

张耀铭、张路曦在《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中分析, “在这个 (互联网社会) 剧烈变迁的时代, 青年逐渐成为创业大军中的主力,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中的重要一环, 他们在消费互联网带来的渠道、内容、快乐的同时,也彰显着青年的个性, 塑造着时代的精神, 定义着中国的未来。

当成人社会中还有许多人认为“90后”“00后”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是“玩物丧志”“沉迷不拔”的时候,已经有理性的青年研究者跨代合作,对网络社会、游戏世界进行细分和研究,诊断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络游戏因素,发掘产生正能量的网络游戏特征,将青少年的新兴趣、新爱好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相联系,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调查发现,“坐月子”仪式有“听老人的”和“听医生的”两种理想模式。前者的实质是遵从传统礼仪,后者的实质是服从科学权威。

美国学者马格丽特·米德所认为的代际文化传递主体优势的转变,即人类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形成了长辈需要向青年一代学习的文化模式。

代沟的出现往往源于青年一代主体性的觉醒与主体能力的提升、对自己自主性能力的认同与展现,以及通过寻求话语权和参与权来确定自我存在感。当缺失话语表达或参与机会的时候,青年一代往往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争取这样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代际冲突的方式,如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高校出现的风起云涌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也可能通过另类的方式来昭示自己的存在,如嬉皮士运动中的青年以反传统的种种怪诞方式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对长辈话语霸权的挑战方式。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青年一代的话语权是长辈赋予的,或者是青年向长辈争取的,代际关系的建构取决于长辈的决定。但在自媒体时代,青年的话语权除了长辈给予之外,更多是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一代的话语建构能力明显增强,话语应用机会增多,甚至部分词汇与话语还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推广。

自媒体时代为青年提供了展现自我、表达自我的平台,提供了建构自己独有的亚文化的载体,形成了只有同代人之间才能理解的话语表达体系,长辈往往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语言如微笑的笑脸符号在青年一代看来,是谜一般微笑的意思,他们称之为“迷之微笑”,即对他人的语言与行为不进行直接反驳,而是以一种不置可否的微笑来表达一种无奈、无语的态度,但是长辈可能会认为是欣慰或满意的微笑;网上聊天所用的“呵呵”,青年一代表达的意思是“我只能呵呵了”,也是无语与无奈的表达,但是长辈则会理解成轻轻地笑、愉悦地笑、满足地笑青年用“我很方”来表达“我很慌”,长辈则会感到一头雾水……两代人不同的理解与表达方式,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容易出现理解沟通的障碍。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两代人之间的离多聚少。当代青年中有一部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留守经历,而成长过程中疏离感、陌生感的形成,会对未来两代人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影响,以至于出现“你是我的亲人,但我们没话可说”的尴尬现实。当代社会,流动最频繁的是青年一代,随着异地求学与工作机会的增多,他们与父母之间的疏离感也在不断增加。

现实生活中,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老”甚至主动发起子女的“啃老”行动,并不鲜见。有时候父母主动付出经济资源和劳务资源,甚至放弃权力争夺,是为了建构与子代的“协商式亲密关系”,这种“被啃老”并非是在与子代的权力博弈中失败所致,而是表明情感在建构成年子女与父母互助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

负面:

子代通过剥削父代来索取资源,父代竭尽全力帮助子代娶妻生子,并通过“隔代抚养”来减轻子代的压力。相反,子代对父代尽的赡养义务却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失衡对我国农村家庭养老起到了消极作用。

一般而言,青年人倾向于将更多精力用于与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上。因为有共同关注的话题,他们自我实现的价值感更多地体现在同代人之中。大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往往使他们没有太多心思和时间与父母进行经常性的沟通,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想或不愿意与父母

进行沟通。但是父母更愿意关心与了解青年人学习、生活与工作的状态,沟通意愿的不同也会引起双方的不理解和不愉快。

更多的研究反复论证: 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日趋工具化,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中国出现了孝道衰落和养老危机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他们的成年独生子女购买住房。人们往往用“啃老”来描述这一现象,认为这是“逆反哺”和“代际失衡”,是年轻人无视亲代利益,向亲代无节制索取以满足自我需求的结果,彰显的是年轻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被斥为“无公德的个人”所秉持的“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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