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研究
——历史、模式、战略与制度的多元化视角
陈劲 张学文
2012-7-25 10:16:56 来源:《科学学研究》(京)2008年4期
作者简介:陈劲,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学文,博士研究生,讲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
内容提要: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分工协作,再到三边共生与合作的复杂的演化过程。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有其独特的模式,不同于美、欧和中国,日本的产学官合作多年来围绕知识生产、知识转移、知识创业的视角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日本自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确定以来,围绕如何构建21世纪新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模式,分别制定了人才、知识产权、创新等战略和制度保障体系。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经验对于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产学官合作 IUG合作模式 多元化视角 三重螺旋 日本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在所有因素当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探索促进创新的战略、路径与模式,尤其是都在探讨适合本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合理路径。对于曾经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来说,产学官合作创新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关于产学官(industry-university-government)合作的理论,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几大典型的理论:Lundvall[1]和Nelson[2]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阐述了产学官的在系统内的互动、分工与合作,但却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合作系统;Sa'bato, Mackenzi提出了三元模型(triangle
model)[3][4],该理论强调科技工业园的建设和发展为产学官合作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模式,但这一理论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Gibbson[5]的科学知识生产的“模式2”提出创新是一个模糊过程,即要求边界的模糊性;Etzkowitz和
Leydesdorff[6]提出的“三重螺旋”理论(triple helix)强调产学官三者没有孰轻孰重的说法,并提出了三种螺旋的模式“国家社会主义模式”(etatistic mode)自由放任的模式(laissez-faire model),重叠模式(over-lapping model)。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经历了长期演变的过程,既有“国家社会主模式”的政府主导特点、又有“重叠模式”的三边合作混生组织的特点,但长期以来日本的大企业和国立大学在创新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使得产学官合作创新出现了分工明确的显著特点:国立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国立研究机构从事应用研究、企业从事开发研究、政府主要是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制度设计者。但是21世纪的全球化打破了这一格局,最近几年日本的产学官合作出现了新的战略模式、特点和相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因此,本文从历史、战略、模式与制度的多元视角对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进行研究。
1 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的发展历史
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的历史非常有悠久,从明治维新初期开始就出现了产学官合作的萌芽状态,具体表现为产和学的自由合作,这是由当时的实学精神(以工程应用研究为主的科学)所支配的。从战后开始日本的产学官合作经历了低迷、磨合、复兴和多元化的复杂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学官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到了80年代日本国内对于“产学官”合作的重要性再次产生怀疑。此后,进入90年代“产学官”合作才开始得到承认。关于“产学官”合作的提法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献中,日本的学术体制曾被称作“学—官—产”(“学”指大学,“官”指政府
及其研究机构,“产”指企业);日本产经联自1981年开始实施的《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中出现了“官产学”一词,其中心内容是保证“官、产、学”各方面力量相互协作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30];近年来,“学—官—产”的提法变成了“产—学—官”,有时索性只是强调“产—学”合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民间企业的学术研究活动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31]。
1.1 产学官合作的萌芽期:从殖产兴业时代到二战前
从明治初期开始企业与大学的交流是比较积极的,在钢铁、制药、合成纤维等领域的合作非常活跃。以实学为方向的工学系统学部的建立是产学合作的重要表现,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大学创立期的明治初期开始日本就开始了产学合作的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构建以实学(工程)为中心的产学官合作系统,开始实行大力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殖产兴业)的政策。因此,和美国(美国是以科学为中心的)相比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形态具有偏工程的特征,这是日本为什么战后迅速崛起的最主要的原因。明治维新之后设立了作为殖产兴业政策的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典型的是1870设立的以殖产兴业政策为中心的工部省(临时省),第二年又在工部省内设立了工学寮(下属机构)(这一机构后来演变成了工部大学校,后又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工学部)。还有1876年的碍子实验所(现在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1891年的电器试验所(现在的电气通信研究所)。当时产学官合作的壁垒非常的低,大学教授的兼职非常自由。当时工学寮的藤罔教授1884年和民间一起合作进行白热电球的实验,后与东京电灯(现在的东京电力)于1890共同成立了白热公司(现在的东芝)。著名的丰田公司是由丰田喜一郎(东大工学部毕业)受到同班同学隅部在技术上的建议,开始开发汽车引擎,后来成为了全球知名的汽车制造商。
1.2 产学官合作的低迷期
战后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大学和产业开始分离,只有实践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还保持着薄弱的联系与合作。磯谷[26]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理由是受当时德国大学的影响,只注重理论研究而忽视实践层面的研究。斉藤[15]指出以实用化为目标的企业和重视基础研究的大学的目标截然不同,因此造成了日本企业对大学的消极态度。西村[14]指出企业对大学理工科人才供给非常感兴趣,而对大学的研究比较冷淡。战后日本提出了新的国立大学设置法(1949),忽略了工程教育特殊性的新型大学系统成立。而同时期美国学术咨询团报告(1947)提出工程教育对产学官合作重要性的建议。由于忽视了工程教育的特殊性(为产业界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于是产学官合作的壁垒开始增加。
1.3 产学官合作的磨合期
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开始实行国家项目管理制度,促进了主要以个人参加为主的产学官的合作[13],例如第5代计算机开发项目(1982年—1995年)其中1991年参加的研究者共250人、其中127名来自大学。还有第二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1981年)几乎所用项目中产官学的比例均为6:3:1。1981年之后为促进自主技术研发的产学官合作,开始制定研究者公务员制度和研究交流促进法。
1.4 产学官合作的复兴期
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经济低迷的10年,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为适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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