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做最后一个梦，然后就去死。所以现在我是第三个梦的浅梦层的阶段，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跟大家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金韬：那我说一个现实版《邓小平》，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先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若干部电影，我拍个一个《追杀刑警》是电影届比较娱乐化的电影，之后还有一部轻喜剧《老少爷们上法场》，拍出之后，反响不错，有一个叫陈佩斯的戏剧演员就找我，说你的喜剧太好了，咱俩要一起弄一个会更好。之后我说你既然是一个成熟的喜剧演员，陈国兴拍的二子系列塑造的也很好，按照原来的路子接着拍挺好。但是他说不，想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就合作一部挺卖座的电影叫《太后吉祥》，斯琴高娃和他演的，拍了之后他后悔了，《老少爷们上法场》是体制内电影是国家投资，这部是我自己投资，要是亏本了呢，所以在既得利益面前，我虽还是导演，但像当初拍《老少爷们上法场》那种创作上的激荡，我面对现实，让这部电影狠赚了一笔，但是这样电影就不好玩了。不过，我第一次拍电视剧是因为钱，当时第一部电视剧的分镜头场景是在我家洗衣机上完成的，电视剧出来之后，我家洗衣机就换了。我拍过一个八集电视剧叫《雪野》女主演方青卓因此剧获得了飞天奖最佳女演员奖，此剧也获得了飞天奖最佳编剧奖，主要是因为制片人和我说，拍一集可以给300块钱，一部电影分镜头剧本才800块钱，这电视剧就可以挣2400，很有成就感。在后来电视剧拍着拍着就拍到了《长征》《胡雪岩》，到了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说因为我拍长征拍的非常好，重大题材电视剧只能给我拍。所以我就想，在我们艺术创作中，在我们行走的艺术道路上，有许多东西是要坚持的，还有许多是要妥协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创作上的东西是不能自主决定的，你必须适应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境，处在当下的文化状态，百姓整体的意识的需求。32年前我在北影读三年级时，那时全国人民都想看港台片，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要求给两部港台样片，胡耀邦看完之后，给了三点评价：无害无益无聊。非常无奈的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艺术家对百姓的审美缺乏引领的创作，转了一大圈回到了30年前的无厘头状态，这是多么无奈的现实。像冯小刚费很大劲憋出一部《1942》，确实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市场不尊重，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再返回来说《邓小平》，当时拍摄重大题材我把握的原则是，活着的人是不能拍的。我去拍《邓小平》要表现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拿到剧本后发现里面有很多还没有牺牲的人出现了，中央明令告诉我拍这部电视剧时有几个人是不能出现的，可以写粉碎四人帮但是不能写华国锋，还有汪冬青，赵紫阳，规定就写到二次南巡。当时很多活着的风云际会的大人物徐众勋李先念、叶剑英、薄一波等都在剧中存在，结果一审查，我就成了大人物了。 这部剧被认为是古越演毛主席以来的巅峰之作。这部剧揭秘感很强，四人帮会议中的斗争，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受到的阻碍等都有所体现。但是三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做着剧本删改方面的斗争，片子到现在还不能播出。从22集改到了16集现在才等到中央的文件下来。
我说的这些罗列起来给我们现实的启示，首先共和国的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都有机会去表现。第二，任何对历史的阐释和表
型都要遵循我们的欣赏习惯和最重要的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的进程。第三，在我们国家宣传是有纪律的，要按照纪律来，其实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审查纪律。那我们对这样现实的适应是，我们一定要尊重现实给你的规矩，不要把冲破它作为一种勇气和炫耀，那一定是无知的，无知者无畏嘛。我不认为我在拍邓小平的时候无知，那是一种集体无知。熟悉历史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中南海里响起了鞭炮，有人说这是毛在庆祝周恩来死了，这是何等的荒谬。剧中写到1976年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南海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来到了毛的书房，那个时候毛刚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叫唐由之。毛朗诵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毛问你有什么要求啊，唐由之说：主席我就有一个要求，您能把吟诵的这段诗给我写下来我做个纪念吗。毛允。唐由之问：那主席您有什么要求吗？毛说：我手术的时候不打麻药，这是第一，第二，手术的时候在边上放岳飞的满江红。想象这样的画面，国家领导人的卧室里进行着无麻醉的手术，屋子里回荡着满江红。这比外国人诗意多了，比外国人浪漫多了。
眼睛治好了以后，就快到了1976年的春节了，工作人员对主席说，待会北京城就放鞭炮了，我们能不能也放鞭炮，孩子们想家。毛说：放放吧，这一年不安定，唐山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恩来走了，董必武也走了，放放鞭炮为他们驱驱邪，让他们走的顺畅些。毛主席说，我也快走了，这也许是我最后听到鞭炮了，明年就八十四了。民间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您不会的不会的，那时的毛主席已经老态龙钟，毛主席说：什么万寿无疆什么永远健康都是屁话，马克思让我去报告我一天也等不了。这时候外面的鞭炮响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他端过来一盘饺子，上了一双筷子，毛主席用颤抖的双手，夹起一个饺子往嘴里塞，但是饺子一滑，掉了，他生前最后一个除夕夜的饺子没吃成，他还是重复那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完两行老泪纵横。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片子中看到很多解密的东西，我知道所以这部片子当时没有播放还有一点，认为这是当时中共高层宫廷内部斗争的演绎。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的，严格来说，在中国功绩越大的人诟病就越多，不干活的人一点毛病都没有。小平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在这个时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产生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必定应该得到我，我们，我们的人民的共同的尊重。问题在于，有许多政治上的东西不是我们能把握的住的，我们可以考量但不能把握，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些可以给观众看的东西就多了，我们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程度，已经使民众有了更多对历史的知情权，这样才有了这么多对历史的解密和对历史艺术的呈现。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我相信即使十年前拍摄的邓小平在十年后播出，大家同样会给我们这些冗余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不懈努力的艺术家给予特别的尊重。
现场同学：我想知道您进入电影学院的梦想是什么，怎么产生的，之后有没有调整，还有就当前的影视市场关于娱乐元素您认为是怎样的，有那些亟待突破的方面。
金韬：首先说关于我梦想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提升的。好多同学考艺术类院校的时候，面试老师的问题基本都是，你为什要考传媒大学。我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老师也问我了这个问题。我说，在我家，辽宁的一个盛产苹果的山村，房后有一个用石头搭起来围墙做的电影院，那个石墙的高度正好挡住人的视线。每当看电影的时候，围墙外就会贴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电影的名字和票价，一般是一毛钱。我经常的到电影院去，尽管我可能没钱，但是我要在电影院外听，里面电影给我传递的声音的信息。那天贴出来一张红纸，上面写今天晚上放映两部电影，一《战斗里成长》、二《董存瑞》，票价一毛，很便宜，五分钱一部，我回家和我妈说我想看电影，我妈说看什么电影，前几天不是刚看过嘛，怎么又看。于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坐在电影院外的大石头上听完了这两部电影。第二天早上我撕去日历的时候我和我妈说，妈，你昨天应该让我看电影。我妈问为什么，我说昨天我生日。我就是这样回答了老师我为什么要来电影学院。从那挂在两颗树间的白布开始，从大墙里面透出的声音开始，让一个山区里面的少年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和以往的世界，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娱乐还有什么呢，大抵只有这些，所以电影就成为我心底不敢去奢望的梦想。我还记得，我争取到买日历牌的权利，买来一张上面有两个漂亮的女孩的硬纸板，那年我13。每天去撕每天去撕，直到那天穿着黄衣服戴着红袖标的我不认识的人闯进我们家，翻箱倒柜的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找不到以后就开始破坏。那些过去还没有过去的日子被撕成碎片，散落空中，虽然纸片很轻，但它却沉重的击打着一个少年的心。最主要的，是那个我每天都要看几遍的两个漂亮女孩被踩在地上。后来我知道，所以这样是因为，在那两个漂亮女孩的下面有一行字——舞台姐妹，下面还有两行：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理想是从童年和幼年的朦胧的感知中，不知不觉的走到我们心底。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权力去梦想的时候，它才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你的内心中，你的脑海中，你才会自觉的去追求它。
我想我们第五代的这批人大抵都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了学校，而且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时代，恐怕同学们走出学校之后，你们眼前创作和实践的道路要远比我们那个时候坚韧的多。原因在于，你在沙漠中走出一条路来是很难的，你要是在路上再走出一条路来就更难了。你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路上走出一条路，你们怎么走，还要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社会的思想状态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烙印，这会很困难。
第二个娱乐元素的问题，其实这是许多艺术创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捕捉试图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问题的探知中我们变得越来越茫然，变得越来越不知所措，我提到过第五代有得天独厚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大家完全容忍，甚至欣赏《红高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等等这样一批有着充分的电影语言特点的，带有探索性和艺术家个人气质的电影作品的出现，那时候是得到尊重的。我一直有一个不能自圆其说不能自我破解的命题，就是文化到底是应该更专业还是更产业。毫无疑问对于美国，文化产业路是成功的，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它以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 【第三部分听写人张家欣】
金韬：??????对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做，文化产业他以我们民族的文化产品、文化理念、文化地位、文化追求、文化精神、和文化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如何去进行产业化，是摆在所有文化人面前的一个课题，也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课题，我不认为我们国家前几年来到现在的这种产业化的状态和道路是准确的。对不起啊，我个人是???在我们今天进行讲座的同时，现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EMBA读研究生，原因使他们希望我去那儿，给他们讲关于文化的课题，我个人也想在那儿通过我去讲课，这样就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笑）。然后呢，我坐在那儿做学生听一部分关于经济的课题，我努力地是想文化和产业以及经济有机地联合、融合在一起，去寻找我的以及全社会的一个答案。
前几天我们同学在一块儿聚会，我们共同认为，我们的电影，越来越没有文化了，所有的创作者，都不知所措，他们特别的关心着关注探索着，严格地说，当中国第五代导演逐渐衰落的时候，尽管在美学上，对以后的电影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毕竟是影响而已，而越来越丧失了他们的引领作用，以至于到今天，那些个积极的，有着充分的主流价值观的，有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一些精神，一些个美学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敢肯定，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拍的人，不知道想拍什么，看的人，不知道想看什么！所以，你现在想知道，他们到底要看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那种最老的白话叫做，瞎子点灯——白费蜡！《泰囧》，我特别尊重《泰囧》能够在中国，突然打出一记杀威棒，让中国电影观众对个别导演和个别演员的那种盲目的追星变成过去，《泰囧》是有积极意义的，你想，同时跟《泰囧》一块儿上映的不乏被中国电影大师的导演或者演员，然而，一部小众的作品，被认为可能是小众的作品，突然变成大众的了，那就是说，观众已经在以往的电影观念上出现了裂变！我不去追求某一个可能是被我们顶礼膜拜的艺术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现象，然而这种艺术现象到底是什么，观众自己没有清醒的自觉的答案，于是乎，请记住我这句评价：观看《泰囧》，由最初的一些人的有意的观赏选择，变成了那些大部分想看电影的集体无意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是不是需要看，但是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有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既然大家都看，我也就去看吧，于是成就了13个亿。电影的投资商，导演和里面的演员，都是我的朋友，我为他们的辛劳和认真，感到高兴，对他们，也保留着这样的一份尊重，但原因非常简单，我们不可能去问所有的作品，你这个戏，拍到这种程度，你对中国电影和中国严肃的文化美学做出了什么，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但是，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文化的创造者，他内心的底线和责任感吗？我们迎合的东西太多，我们趋同的东西太多，我们盲目地去实行产业化的东西太多！这就使得，不但我们无所适从，也把市场上的基本消费和需求者变得无所适从，于是乎，在一片虚假的产业繁荣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叫做“抢救”。抢救京剧、抢救评剧、抢救黄梅戏、抢救地方剧种、木偶，qianshi？（85:46），什么东西都要抢救啊！一方面，我们在大力地说着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用繁荣挣来的钱再去抢救，于是乎，文化产业自己挣的钱不够自己的抢救费。我们还盲目地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我们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什么叫支柱性产业？就是这个产业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应该是GDP整体的15%以上，我在读EMBA的时候，了解到了这样的数字，在全国将近3000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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