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现代文化

中国后现代文化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后现代文化，又可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后工业社会文化、信息社会文化、晚期发达或跨国资本时期文化、后资本主义文化等，是指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迅即风靡整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并迅速向世界其他地区渗透的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文化的产生原因或构成条件是极为复杂的。对此，欧美学术界无统一意见，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学者之间也未达成共识，国内学术界更是争论不休。

照陶水平先生的理解, 后现代文化在西方的兴起或蔓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平稳的发展，表现为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空前增长，经济恢复和增长较快，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福利型”国家纷纷出现，公民闲暇时间愈来愈多。其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的突破，电视、电传、电脑复制、激光唱片及现代广告等新兴大众传媒广为流传。其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愈来愈高，资本逻辑、商品法则和价值规律不仅严格地控制着现代西方的经济生活，而且迅速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中，文化生产与工商业联姻，形成所谓“文化工业”。其四，在哲学基础方面，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出现的，反映西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苦闷、绝望、焦虑、孤独、变态等情绪的意志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及存在主义等逐渐失去信徒代之以现代语义学哲学、分析哲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新阐释学等，尤其是解构主义哲学风行一时，对西方后现代文化产生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其五，当代西方学术文化发展在继续分化、分工的基础上走向更大范围的综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内部的对话、交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广泛、更迅速、更深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后现代文化以不同于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面貌登场了。

综上所述，单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文化是建立在高度发达富裕的经济生活基础之上的，生长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以高度商品化为标志，以大众闲暇为消费条件，以满足大众消费欲望来赢利的一种新兴文化。

后现代文化既不同于西方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文化，也不同于现代工业化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是对前者的扬弃，更是对前者的反叛，主要表现在：第一，无论是古典文化还是现代主义文化（如从古希腊史诗、悲剧到现代象征主义诗歌、表现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文学等），都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高雅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人人都可享受的雅俗不分、亦雅亦俗的文化。第二，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是反商品化的纯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深

受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的消费文化。第三，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是高度个性化、风格化的独创性的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与大众传媒手段相联系的、模式化、类型化和批量复制的文化。第四，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是文化创造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刻体验和反思后的创造，是带有形而上价值的严肃的精神产品；而后现代文化则是没有深度体验、没有历史感的、仅仅反映当下瞬间体验的平面化产品。第五，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致力于“伟大的叙事”，致力于人文理想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后现代文化是热衷于“稗史的写作”（或对史诗的戏仿与嘲弄），热衷于对乌托邦信仰的消解。第六，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具有完整统一的有机结构，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而后现代文化则缺乏完整的故事与主题，或者说只有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故事和主题，也不讲究完整统一的有机结构，或者说只有那种移心的、零散的结构，是一种拼贴的、片断组合的产物。第七，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与人的时间存在体验密切相关，充分反映了人的时间意识和主体意识；而后现代文化则是高度空间化、视觉化、类像化、图像化的，甚至是无主体的、拜物化的。第八，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创造和欣赏都要求主体以严肃的、高雅的、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其文化产品，而后代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则是与游戏的、调侃的、日常的态度相对应的。第九，古典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都刻意追求深层的意义或永恒的价值，因而要求欣赏者反复玩味甚至痛苦思索；后现代文化的阅读是非解释性的、消遣的、轻松的，并且是一次性消费的。

中国的后现代文化是以1985年所谓“85新潮”为发端的。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异乎寻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事件。两位美国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北京，一位是后现代艺术家劳生柏，把波普艺术带到中国的首都，使历来陈列严肃高雅艺术品的中国美术馆成了堆放“垃圾”的场地；另一位是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应邀来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仿佛在中国理论界扔下了一颗炸弹，一时间把整个京城弄得沸沸扬扬。从此，中国文化界和理论界对欧美后现代文化有了自觉的认识和接受。在此之前，尽管有不少欧美后现代文学艺术介绍到了中国，但国人还只是把它们与现代主义艺术混为一谈，误读为或笼统地称作现代派艺术。国人当时把后现代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误解为一回事（即“现代派艺术”）是情理之中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着眼于它们对传统的、古典的或经典的文学艺术的反叛性、前卫性。然而劳生柏和杰姆逊的北京之行，使我国文化学术界开始真正从感性上和理性上认识到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自此，中国文化界开始有人自觉仿效欧美后现代文化，并创作了大量的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产品。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文化思潮愈加显明，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

毫无疑问，后现代文化是西方的舶来品。这些年来，有关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文化理论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纷纷移译到中国来，得到了广泛流传。例如，德里达、巴尔特等人的解构主义哲学美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巴赫金等人的“对话”理论，纳波科夫、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劳生柏的波普艺术，乃至于像麦当娜这样的后现代摇滚歌星、影星、裸星的读物也都涌入了国门。这些外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国内许多文化消费者那里受到了欢迎，对中国后现代文化的产生起了催生、诱导和刺激的作用。

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固然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自身具有接受、需要和滋生后现代文化的土壤。这里需要我们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恰好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大量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并且产生了本上的后现代文化产品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改革的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进而导致我国社会真正步入由前工业化向工业化、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并且这种转型是在与西方后现代的国际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的后现代文化是这种转型的产物。1984年和1985年，我国政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议，在全国大中城市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试点，推进城市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使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思维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导致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人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正视来势汹涌的后现代文化浪潮，坦然承认中国后现代文化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即它有助于进一步冲破陈腐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束缚作用，进一步增进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勃勃生机；它有助于加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民主化平民化进程，进一步密切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它以充满时代性和娱乐性的文化产品，满足了广大群众多方面的生活需要。但是，后现代文化毕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旧的价值规范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规范还未来得及重建的转折时期的产物，它既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也表现了这个时期价值观念的紊乱甚至是真空。它的精神实质是：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所以，后现代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解“假大空”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消解了一切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它在带来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干扰了思想统一；它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消解了凝聚力。换言之，后现代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和消蚀性。听之任之，缺乏引导，它就有可能妨碍、干扰甚

至延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且，由于后现代文化丧失了历史深度和审美距离，因而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滋生和蔓延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不到应有的批判作用和制衡作用；相反，只能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另外，就文化发展本身而言，由于它褪尽了传统文化多年来所积淀的历史蕴含、社会责任和使命感，最终只能使它自身变成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此我认为，后现代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主流文化，它只能是社会主义权威文化或高雅文化的必要补充。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备，随着新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的重建，一种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崭新的、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化必定成为未来文化的主流。文化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运用正确的文化理论来辩证地分析、阐释和评价我国的后现代文化，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