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②]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解决。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这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在这次谈话中，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提出“六点办法”。
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③]至此，“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
3．“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作了深入的阐述，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1984年6月，邓小平接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④]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政府先后分别和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主权回归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并达成协议，香港、澳门成功地回到祖国怀抱，并在回归后保持了繁荣稳定，使“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构想，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按照这个构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稳定，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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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它包含一个国家、两制并存、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高度自治等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设在北京。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时，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前提，这是不容置疑和不容谈判的。
第二，两制并存。在统一的中国内，大陆地区是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作为这个统一国家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实行和保留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统一的国家内，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短期打算，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
第三，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方面坚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另一方面，祖国统一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和平共处。同时，无论在任何时候决不作出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针对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和内部分裂分子而言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和平统一的实现。
第四，高度自治。实现祖国统一后，在主权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按照法律自行管理地方事务，享有在当地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终审权、货币发行权和财政、税收的独立。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特别行政区还享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权力，并可以与其签订有关协定。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特别行政区受中央政府管辖，不具备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一国两制”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一国两制”构想将这一准则应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解决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邓小平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⑤]
第二，“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历史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国家内一般只能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存在。“一国两制”构想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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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新话，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既不是传统的单一制，又不是通常的复合制，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结构组织形式，即不仅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下带有某些复合制的特点，而且容纳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它在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国家的结构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第三，“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既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也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策略灵活性，避免了武力统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谓原则坚定性，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不受侵犯，坚持国家主体即祖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所谓策略灵活性，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非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存在及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也充分照顾到港澳台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同时也妥善照顾到一些有关国家在这里的投资和其他利益。
第四，“一国两制”构想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和平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⑥]只有实行“一国两制”，在中国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身边，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局势可以长期稳定，有利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同时，也有利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一国两制”确实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顺应历史潮流，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
第五，“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不仅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创了光明的前景，而且为解决国际争端和世界遗留的类似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⑦]“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证实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也为国际社会解决世界争端，稳定世界局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从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22轮艰苦的谈判。针对英国方面先后提出的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区别对待新界与港九地区、以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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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治权等，中国政府采取了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没有回旋余地，到1997年要收回香港，同时要确保回归前的平稳过渡。邓小平1982年9月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强调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⑧]1984年9月，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后，全国人大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既坚持了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又明确规定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中英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谈判后，澳门回归祖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开始积极有序地进行。1985年5月，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就举行谈判解决澳门问题达成协议。谈判的重点是“何时移交管治权”、“用什么方式移交管治权”等问题。从1986年6月30日到1987年3月，中葡两国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终于达成协议。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和澳人治澳。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历经400多年沧桑的澳门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国两制”构想是一个创造性的杰作，符合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是合情、合理、符合时宜的。“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取得的成功，显示了它的科学性。
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彻底结束了殖民主义在港澳的统治，标志着外国人占据和统治中国领土的历史彻底结束，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香港、澳门回归使“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现实。香港、澳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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