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新胜屯墓群和北票房身诸墓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是三燕遗存之“源”，进而将慕容鲜卑的自身发展过程分为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地区（公元3世纪初至末）、慕容廆自辽东回迁徒河之青山（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和三燕时期（公元337一436年）三个阶段，并对三燕遗存与慕容鲜卑早期遗存以及东部鲜卑三部遗存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这样，在继前
述对鲜卑慕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之后又将三燕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关于金步摇饰
金步摇饰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诸多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形态纷呈的金属饰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作为骑马文化的重要一支，如同提到三燕文化就自然要联系到马具一样，倘若言及慕容鲜卑早期遗物就不能离开它的金步摇饰。在本文论列的鲜卑、三燕时期墓葬中，房身墓、十二台砖厂墓、甜草沟墓和喇嘛洞墓及冯素弗墓中均曾出有这种器物，另在朝阳南郊姚金沟、王坟山等墓内也有发现，见于刊布者已有十六件。从时代上看，除冯氏墓和王坟山一号墓所出者形制特殊、年代偏晚外，这种金饰皆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在这些出此金饰的墓葬中，以甜草沟的两座晋墓所出者最具代表性。其中甜草沟M2内的金步摇饰为原位出土，并与颅骨残片共存，由此足可再次证明其属于一种冠饰无疑。从其随葬情况上
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甜草沟M1中共出金步摇饰一大一小共二件，惜因发掘前已被当地村民取出，故两者相对原位不详。同一墓中随葬两件冠饰，这种现象以前在北票房身M2、M8和朝阳袁台子墓中也曾见到过，并非孤例。但有关资料尚未正式刊发，出土详情不得而知。作为一种冠饰，早在80年代学术界就已对其钉缀方式有所注意，但仅限于“一冠一饰”上。而对由同一墓中两件冠饰共存所涉及的“一冠双饰”的钉缀问题尚未作讨论。在相关的后续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两件一套的步摇“大约可以像《女史蔑图》上所表现的那样直接插在发前”，此种推侧可备一说。不过我们认为，二者相比虽在形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间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后者是直接插在额发上的如同钗一类的发饰；而前者则是一种冠饰，其牌座即“山题”的底边平直，不可能直接插于发中，而只能钉缀在头冠上，这一点也可从其“山题”上皆具
用于钉缀的针孔得以证明。鉴于此，另一种可能的钉缀方式是，将这种一大一小的双步摇饰一前一后同钉缀于冠的前额部，且应小者居前，大者居后，使上下错落并间有一定空隙。当
然，这一推测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去印证。
2)甜草沟M2内发现的金步摇饰和其它金饰皆为原位出土，如按自头至足的顺序排列，可知其配置关系依次为金步摇饰一件、铜包金耳环二枚、金锁形饰二件、金方形牌饰一件、银钏饰七枚、银指环十六枚、银泡饰六十八枚。同甜草沟M2全套金银饰相比较，甜草沟M1多具一件步摇饰、一件半月形牌饰和一件方形缀叶牌饰及一定数量的银指环、银泡饰，这也许是一种双步摇饰与其它金银饰配套使用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不仅表明了两墓死者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还意味着早期慕容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受中原地区舆服制度的某些影响，
已在金饰的配套使用上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组合关系。
3)甜草沟两座晋墓中的陶器在种类、数量和陈放位置上均相同，即皆在头上方和足下方分别置四和三件灰陶壶（其中甜草沟M1中的四件陶壶原在头右侧的耳室内，发掘前已被扰动取出），这也许是辽西地区早期鲜卑墓中陶器与金步摇饰之间的一种典型的共存模式，值得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予以注意。此二墓在身份等级上虽存在一定差别，但在金饰配置、
陶器随葬上的一致性则又表明两墓主之间可能具有的某种亲缘关系。
3．关于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
慕容氏马具系统现己成为三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据统计，辽西地区出土马具的墓葬已有十余座，其中尤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的数量为最多，其民族风格也最为突出。这种鞍桥包片在北沟M8、喇嘛洞M101和朝阳西沟墓、三合成墓中均有出土，特别是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中随葬两副共四片，其在马具系统中的代表性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之于三燕骑马文化，如同金步摇饰之于鲜卑服饰文化一样，已成为一种密不
可分的考古文化实体。有关马具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马镫的专题考察开始，至90年代以后对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的综合研究。最先关注于此的董高先生曾将包括河南安阳孝民屯等
墓在内出土的马具分为三期，即
北票北沟M8马具（一期，即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至一4世纪中叶以前）→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姚金沟M1和M2、西沟墓、北票喇嘛洞墓以及安阳孝民屯M154马具（二期，即公元4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北票冯素弗墓马具（三期，即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
以前）.
与之相关的是对该马具系统的“源”与“流”的讨论。而论及其“源”，就离不开对产生年代更早的中原马具的探索。根据孙守道先生的考察，认为中原骑术当出现于商周之际，而北方地区骑射以及骑战的出现当不迟于公元前7一8世纪，即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期。其初步结论是：中国北方骑马文化的确有其从发生到发展的循序演进的历史过程，但有缺环，脉络还不清楚，尚需进一步探索。因此，目前虽尚不能确指慕容氏马具的来源所自由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会是孤立于上述历史条件之外的产物。关于其“流”，即其东传过程，结论则是公认的和明确的，即：慕容氏马具（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高句丽马具（公元4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马具（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马具（公元6世纪）即东北亚地区
的马具皆源自慕容氏马具。
其次，是对同马具密切相关的甲骑具装的发现与研究。甲骑具装即人甲和马甲之谓，是流行于十六国时期的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其相关实物最早在1965年9月发掘的冯素弗墓中曾有发现，但过于残破，鲜有能完整复原者。1988年5月，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中的一套前燕时期的铁制甲骑具装的出土无疑是一个弥补缺憾的发现。经整理，已复原出完整的兜 、颈甲和马胄，另外还有十七种计一千多片甲叶。有关研究认为，前燕的甲骑具装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其基本形制不仅为中国南北朝中的北朝（公元439-534年）的甲骑具装所继承，而且通过高句丽这一中介又对古代的朝鲜和日本发生了影响 。可以说，甲骑具装是慕容氏马具不断发展、完善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马具有效解决了人的骑乘、人体与马身的结合以及对马的驾驭等诸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解决了人与马的战时防护问
题，因而是其马具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一，状如铜钉、高桥型、素面或在正面以楔形点錾刻出龟背纹、其上再加刻龙、凤、鹿和羽人纹等是以往所见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的基本特征。而喇嘛洞IIM101所出同类鞍桥包片平面则为椭圆形、两端状如
弯钩、其上只刻龙纹、不具凤和鹿等图像，表现出一种“低桥型”包片的独特风格；其二，在以往出土的木芯包铜、包革的鞍桥中所惟独不见的铁鞍桥包片现终于也在喇嘛洞II M202和IIM266中发现了，两墓中的鞍桥均为一大一小各一副9其中IIM202所出者为素面，正面裁成铜钉形，其外缘具扣接鞍桥木芯的狭长条槽，其中后桥正面还具穿系鞍精之用的穿鼻；而IIM266所出者则为椭圆形，其上镂空，外缘以铁片条贴边并加钉铆固，下附翼形片各二件，其形制和做工与鎏金铜鞍桥包片相比如出一辙。这些鞍桥包片的出土，使得慕容氏马鞍具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其中铁鞍桥包片或许是在铜马具的发达与铁器的普及同时并举、相互影
响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
4．若干问题的讨论
1)宫城、皇苑与墓群——关于辽西地区鲜卑墓葬与三燕史迹的整体性一般认为，历史上的鲜卑包括南、北两大部：北部鲜卑史称拓跋鲜卑；南部鲜卑则因世出东胡，故又称东部鲜卑。东部鲜卑则在檀石槐死后又分化为慕容氏、宇文氏和段氏三个支系，其中较早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慕容部自4世纪初开始迅速崛起，至中叶相继建立了以龙城（今辽宁朝阳）和邺（今河北临漳）为都城、以大凌河流域为活动基地进而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流域的两个封建王朝——前燕和后燕，成为先于拓跋鲜卑称雄北方的一个最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继后燕而起的北燕虽为汉人所建，但也是一个完全慕容鲜卑化了的封建政权。考古发现表明，除与拓跋部活动相关的一些遗迹之外，东部鲜卑中有关宇文氏和段氏鲜卑的遗迹迄今尚无确证，惟有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遗迹发现最多、最为集中、最有特色。从发表的有关资料来看，已发现分别与棘城有关的早期建筑群址，与燕都龙城有关的夯土台基址和与后燕皇苑址有关的东、西团山子遗址各一处、墓地五处（北票房身北沟墓地、喇嘛洞墓地、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和甜草沟墓地以及大板营子墓地）、零散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数10座。它们大致以与棘城、龙城和龙腾苑有关的诸遗址为中心，集中分布在今朝阳地区中部以北、北票地区中部以南、方圆约650平方公里的大凌河流域内，形成了一个由与宫城址、皇苑址有关的诸遗址和墓地、墓葬组成的颇具民族特色的慕容鲜卑考古遗存相对集中的文化区域（见分布图）。其中金岭寺建筑群址同喇嘛洞墓地相距约10公里，而龙城城址同其南部的十二台砖厂两晋时期墓群（主要为鲜卑墓葬）相隔也仅12公里左右，这与慕容鲜卑在南迁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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