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以小说的方式探索存在的未知世界。但种种乌托邦的实践，最终皆节节败退，走向终结。善与美的目的何以惨淡收场？乌托邦的实践何以给人世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值得深思。陆侃的现代桃花源，张季元的世界大同，王观澄的花家舍，陆秀米的普济学堂，谭功达的梅城蓝图，作为现代乌托邦，在理念上都各有动人之处，然而它们都走向悲剧。文学世界中的乌托邦实践与人类生活中的乌托邦实践都是一般的命运。
应该说，乌托邦主义者都是向善向美的。他们普遍相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人的善和幸福，并希望通过一种强有力手段来推行这种善和幸福。比如，陆侃“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他以为，这样一来，普济人就可免除日晒雨淋之苦了。”张季元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他想和谁成亲就和谁成亲。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亲妹妹结婚。”王观澄也在花家舍建造了一座长廊，“这座长廊四通八达，像疏松的蛛网一样与家家户户的院落相接??家家户户的房舍都是一样的，一个小巧玲珑的院子，院中一口水井，两畦菜地。窗户一律开向湖边，就连窗花的款式都一模一样。”秀米心中的梦想更是大同小异，“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的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以为这样一来，世上什么烦恼就都没有了。”谭功达也奇妙地继承了这种梦想，“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所有这些乌托邦设计，都希望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不仅生活一样，行动一样，甚至连心中所想都一样，从而使每一个人都享用共同的善和幸福，这个图景看起来很诱人，却实为空中楼阁，毫无实现的可能。
这里的缘由，固然有人心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乌托邦设计完全偏离了人世的轨道，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乌托邦被视为理想社会或者完美社会，是基于人内在的追求自由的天性的，是同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它作为一种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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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一个基本维度。没有自由便没有乌托邦。一切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虽然乌托邦源于美好的愿望，但乌托邦一旦成为在场，成为一种实践模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必然维护现存秩序，无论它是否合乎人性，结果必然导致独裁、专制、极权。因为，“理想”、“乌托邦”的实质是绝对的普遍主义和平均主义，建设者相信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这就取消了理想的自由性，忽视了个人的差异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就势必使一切变为泡影。
我们知道，人性存在欠缺，世界无法完美，“匮乏”和“缺失”构成人类生存的困境，并且催生了乌托邦梦想。
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它潜隐于人类永恒的梦想中，它是人类对美好、理想、自由境界的渴求。它能够让我们摆脱面对未来的苍白和无力。它通过给人一种未来的期许，将希望，这种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传送到人的内心。乌托邦，这个属于未来的梦想宛如遥远天空的星辰，虽知它遥不可及，但它闪烁的光辉却仍能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激起浩瀚的遐想。这种未来指向性构成了乌托邦的第一种品格。
乌托邦，作为一种存在，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永不在场。它是内在于人的生命结构中的精神冲动，是对想象中完美的自由王国的期盼与追求。换言之，它必然是对现实的质疑与颠覆。它不满现实，拒绝现实，即拒绝人的现存状态，马尔库塞称其为“伟大的拒绝”。因此，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更是作为现实的“他者”，始终葆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现实批判性是乌托邦的第二品格。
另外，乌托邦虽由想象而生，但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便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从而成为鲜明的现实对立物。在它与现实的对照中，表现出乌托邦强烈的改天换地的重构愿望。这也就是乌托邦的第三品格——功能指涉性。
它既是基于现实的欠缺和罪恶，也是人类对美好存在的渴求，更是人类幻想各种生存可能性的高度自由。简言之，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因此，格非正是要通过呈现人类的乌托邦图景来反思和揭示人类生存的迷津。
存在，是另一种维度的真实，一种潜在的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对存在的勘探与发现是作家天然的使命。文学应该也必须是人的存在学。“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超越仅仅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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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2一个作家的经验方式总是相对固定的，经验内容大约也是有限的，他自然会追求创造与超越，但某些东西却是无法真正超越。某种内核、某种命题，始终是作家需要表达的最根本的意图。显然，格非是一个执着的存在主义者，一个激越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严肃的精神劳作者。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存在”是恒定的主题，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对存在的思考和回答。起初，“存在”还是“不存在”，是他乐于追问和描写的母题。相对于人的生存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一个超越了现实人生的玄虚的问题，它使格非的世界显得扑朔迷离。然后，格非又试图证明“个体如何存在”。这是对母题的延伸，与此相关的子命题有“时间”、“记忆”、“死亡”等。格非找到了进入个体存在的道路。到了九十年代，格非变得坚定而从容。他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生存的此岸，更深入地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个体的精神存在如何实现”，“梦想和现实如何保持平衡与和谐”，这是一个与现实相关的主题，也是一个与乌托邦相关的主题。
人类永远需要高蹈的乌托邦精神。始终在路上，是乌托邦精神的内在核心。它永不驻足，永不坐实，永远向各种可能性开放。正是它的存在，促使我们反思现实，想象未来。人类的生存一直在路上，但前行需要有梦想。
①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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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深刻的重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先锋小说曾是一朵耀眼的奇葩。它对形式的探索与实验，给当代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时隔多年之后，再来论及先锋小说，事实上是在谈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或是谈论曾经给过我们激情和冲动的文学遗产。但这文学历史及艺术遗产却进入了当代小说写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先锋小说家所创造的话语方式、叙事策略、意义空间，以及他们对世界图景的描述和想象，都一直深深影响着后来者。
尽管没有作家是带着标签写作的，但格非作为一个典型的先锋作家，他代表着先锋小说的高度和难度。已故评论家胡河清曾用“蛇精”这样的字眼来定义格非。在他看来，这个听上去不太雅致的称呼却是对格非最恰当的嘉奖与肯定。“蛇精”代表着神秘和诡谲，但也象征着灵异和持久的生命力。格非的写作不断证实这一点。在发轫之初，格非就以优秀的叙事才能备受关注。他的小说通过“花园路”般的叙事技巧引领读者走入玄思的迷宫，向读者传递着自己对存在、时间、人性等问题的思考，这种叙事与存在、时间、人性等主题在文本中水乳交融，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验文本。这在小说文体史上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二十世纪这一页早已轻轻翻过，先锋小说作为显在的创作潮流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至今仍在延展。往深处看，正如欧仁·尤耐斯库所言，“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先锋，它就是一种前卫的姿态，就是一种变化的方向。它一次次从主流价值里出走，寻找与开辟新的生长和创造的空间。格非走出了叙事迷宫，重新出发，“试着抛开那些我所迷恋的树石、镜子，以及一切镜中之物”。①23他开始面对当下，思考人的精神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一种逃离，但“逃离，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奔向，正如放弃恰恰意味着一种恪守。”②在这样的时代，先锋派将变成一种写作意识，一种面对文学说话的勇气。格非禀承先锋特异的气质，依然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纯粹内省式的写作，远离世俗功利的干扰，用优美的语言营构着暧昧的氛围，建立起自我的“纸上的王国”。
他选取了乌托邦作为关注历史与存在的切入点。乌托邦，是一种精神及存在，
①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②格非：《格非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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