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必然。
乌托邦作为一种本能性的精神冲动，一直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我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格非如是说。其实，格非面对乌托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肯定其理想的合理性，又害怕其变成现实实践之后的后果。格非所持守的，也许是一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他在沉寂近十年后，于2004年度开始，陆续推出“人面桃花”三部曲，它不仅证明先锋作家在写作上的创造性并未衰竭，也借由对乌托邦故事的讲述，重新唤醒了许多人心中残存的梦想。这个时候的格非，试图通过三个时代的乌托邦实践，厘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内心的乌托邦情结，以及将这种情结付诸现实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与灾祸。
何以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先锋作家，突然对小说讲述什么故事如此重视？格非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该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了。格非的这种写作调整，表明他对文学的细微变革已经丧失兴趣，他对文学与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抱以高度的热情。也就是说，格非似乎渴望在一种更为朴素的讲述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思索和追问。形式探索和精神表达，开始走向融合。确实，正常的写作应当是及物的、当下的、充满现实关怀、关注人的存在的。当那些形式的伪装退到幕后，存在的声音就开始尖锐地响起。格非，这个当年的先锋作家，为自己的写作如何抵达存在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精神乌托邦”的描述，既是为了解析自己内心的梦想，也是在探索一条通往存在的隐秘道路。
存在还是不存在？如何存在？何以确证个人的存在？这是困扰格非的经典母题。他的写作虽然变化不断，但就精神内核而言，对存在境遇的描述和追问，可谓贯彻在格非整个的写作史中。他在一则随笔里说：“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意念的核心而展开的，除了卡夫卡之外，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等都是典型的例子”。①格非的写作也有自己的“基本的命题”和“意念的核心”，那就是存在——存在，正是格非写作中所坚守的精神内核。
毫无疑问，格非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写作在形式探索上2及对“存在”这一母题的思考上，都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但是，相比较于和
①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陈晓明：《文学超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惠辛：《难以挣脱的彷徨——格非近作印象》《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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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期成名的其他一些作家，格非的知名度一直是不温不火的。诚如陈晓明先生所言，“在所谓的先锋派群体中，格非总是被巧妙地放在中间位置，不那么突出，也不被冷落”。②“这或许是由于同其他新潮作家比较，他显出了许多的上海人和学院派的温文尔雅；既没有余华那种大刀阔斧直剖人性恶的果敢；又没有苏童那种将超现实直接组合进现实空间的勇气。” ③
格非不是多产的作家，评论界关于他的创作研究亦不多。综合格非创作的文献研究，可以归为六类：其一，具体作品的叙事策略、叙事艺术的解读分析。如《<迷舟>之谜》、《<褐色鸟群>的讯号——一部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清淡的猜谜——谈格非的<雨季的感觉>》；其二，叙事艺术叙事美学的整体分析。如《故事的回忆——格非小说艺术谈》、《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格非的美学》；其三，小说结构的分析。如《开放的圆环：从<蚌壳>的叙事结构看格非小说对反映论的颠覆》、《虚空的轮回——格非<锦瑟>结构浅析》；其四，小说中的时间观研究。如《时间的炼金术——格非小说的几个主题》、《论格非小说中的时间观》；其五，创作主题研究。如，《精神困境的寓言——格非<傻瓜的诗篇>的意蕴分析》、《生存者的“游戏”——格非<敌人>新解》、《人类生存境态的演述——评格非90年代的小说创作》；其六，历史观研究。如《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历史现实与叙述话语的错落——格非小说的一种倾向》。可见，评论界重在关于格非创作的形式研究，对小说主题、精神及价值方面的探究不够，仅有些零星的散论；关于微观细读的批评较为扎实，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比较研究则较缺乏。尤其对于格非写作中的重要特点，如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与揭示、欲望的主旨、乌托邦的倾向等等，评论界皆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因此，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论述格非写作历程中始终坚守、始终沉思的永恒的主题——存在，以及抵达存在的不同的路径，并重申人类心中的乌托邦梦想，剖析它不朽的价值与意义。
每一次的文学解读，都只能是无限地逼近作者的内心。本文试图从创作的脉络进入格非的小说世界，分析格非创作中始终坚持的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和思考。这个角度或许是狭窄的，但它所通往的世界却是宽广的，加上格非是大学教授，他的小说有着学者作家特有的深度，所有这些，都非笔者所能准确把握的。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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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地逼近真实，亦是文学解读的美好之旅。
第一章 形式：隐匿的存在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真正的文学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①格非的写作围绕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对个体存在的沉思。
在格非创作的早期，他以极端的姿态弃绝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陈规，以善于在作品中构建语言迷宫著称，他惯用重复、空缺、圈套等手法，在文本中建立起自己如真似幻的“纸上的王国”。他的小说，如《褐色鸟群》、《迷舟》、《青黄》等，在小说文体革命史上堪称典范。但是，形式的先锋中，依然隐藏着他对存在的思考与揭示。
第一节 存在，“意念的核心”
格非认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他将这种潜在的现实称为“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3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想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②
因此，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存在进行勘探与发掘。就此，米兰·昆德拉也曾谈到：小说是对“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
①谢有顺：《文学：坚持向存在发问》,《南方文坛》，2003年3期。 ②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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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因此，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他画“存在的图”。③昆德拉在小说家的三种可能中——讲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故事；思考一个故事——为自己选择了思考或沉思。格非与昆德拉不谋而合。对格非而言，写作的隐秘的根源是个人对存在的思考。“我们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4①这种困惑和追问在每个作家那里都有不同的阐释和意义，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写作主题。在格非看来，思考与探究存在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书写“存在”这一主题也是一种写作潮流。从精神渊源上讲，文学的“存在”主题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血脉相连的。存在主义哲学尽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在关注个体的存在状态和个体的命运方面大体是一致的。它随着国门的开放被引入中国，并显示出它对文学的强大渗透。残雪冷漠地编写卡夫卡式的“存在”寓言；余华着迷地描述生存的苦难和死亡；苏童诗意地叙说存在的无望和命运的凋零。“事实上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中都具有存在主义的主题或者影响”，“也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小说的主题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形象与想象的方式对现代人关于存在的观念进行表现，它本身就孕育着更为形象和直观的存在主义哲学”。②
在写作的早期，格非主要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抵达“存在”。与“存在”相连的命题是时间、死亡、记忆和遗忘、真实和梦幻等。正是对这些概念的思考与捕捉，使格非的作品弥漫着一种玄思的色彩。“他的作品总是有相当复杂的叙述结构，没有谁对形而上的生存问题像他考虑得那么深刻，那么坚持不懈，并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小说叙述方式。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在小说叙述语句中，把复杂性和单纯性兼容并蓄。”③格非既不像马原那样剑拔弩张地对现实肆意拆解，也不像余华那样痴迷于死亡及恶，他冷静而纯粹，以更具包容性的形式传达出他对存在的复杂认识。
第二节 记忆与存在
①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43页。 ③陈晓明：《文学超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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