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中，真实的问题仍旧在折磨着每一个作家。如何回到现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吗？真实正在变成一个梦想，当这个梦想无法获得证实时，先锋作家们普遍感到一种精神无所依托的恐慌和焦虑，因此，他们有的皈依了宗教，有的回归了传统，都是试图在自己的文本中重建新的世界图景作为精神家园。如格非的桃花源世界，北村的精神迷津，余华的人性寓言，苏童的欲望之流等。乌托邦诗学就在这个时候吸引了包括格非在内的作家的注意。
“我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格非如是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乌托邦冲动，当然他也必须面对严酷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乌托邦’情结比西方人的更为浓厚——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乌托邦的想法。什么是乌托邦呢？乌托邦并不一定要与‘科学’、‘民主’之类的宏大叙事相连，它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理想社会，是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由我们自主经营的一小片绿洲。”①11。很显然，乌托邦书写呼应了格非内心关于存在的思索，或者说，乌托邦就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可能实现、却又渴望实现的存在。
第二节 内涵与价值
“乌托邦”是一个地道的舶来词，始于英国托马思·莫尔的同名作品，但现在早已不是英国人的专利，已被世界诸多国家和民族使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托马斯·莫尔在给他想象的理想国度命名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用一种典型的机智合并方式将en（美好）和ou（乌有）两个希腊字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双关含义的新词“utopia”，意指那是一个“美好但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这一中文译法，是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绝妙翻译。“乌”为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乃邦家、邦国、地方。故乌托邦指根本不存在的、无所寄托的、虚无飘渺的地方。在中国和西方，这个词的俗语用法都反复重申莫尔的双关含义：好地方是乌有之乡，乌托邦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却完全不能实现，甚至有时候其积极因素完全丧失，而沦为“不现实”、“不科学”的同义词。
从形式上看，乌托邦是用文字描绘的、不存在的理想社会，大多数时候以一种虚构文本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但乌托邦的价值和
①格非：《揭开<人面桃花>的面纱——我的乌托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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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形式上，而是主要存在于其功能中。
乌托邦的首要功能就是“疏离”（estrangement）,使我们与现实产生距离，以便从超越的视点观察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并有针对性地设想一种或几种优于现状的、可能的理想社会。所以乌托邦首先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其次，乌托邦针对现实的苦难所描绘出的、指向未来的美好图景，对人产生一种“慰籍”（solace）的功能，支撑人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第三，乌托邦具有 “改变”（change）的功能。乌托邦的美景并不是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它是关于解决现实弊端的最佳途径的指示性描述，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的步伐调整。三种功能共同作用，构成了乌托邦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并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由此，从乌托邦功能的角度看，它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是人存在的重要维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①12所以乌托邦是真实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②
其实莫尔从来没有将他的乌托邦看成是“最好的”、“完美的”地方，也从未将他描绘的理想社会看作是僵化不变的蓝图。“乌托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明的、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弹性的概念，是描绘的并非“最好”的地方、却是永远悬置于当下现实之上的“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可能性、“更好”的选择。由此，甚至可以说，20世纪西方兴盛的所谓反乌托邦小说仍然是针对现实并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写作，仍然具有批判和超越的功能，它从反面描绘和揭示人的存在，指出现状的弊端，以及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的可怕后果。
如今，“乌托邦”一词进入中国不过是百年，但这一概念在进入一个完全异质的文化语境之后，其内涵已经受到过滤，原有的功能和意义被部分地削减，新的内容被添加于其中，形成了对乌托邦及乌托邦文学形形色色的“误读”。长期以来，“乌托邦”一直被当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被大多数人仅仅看作是理想社会，或不可能存在的福地洞天的代名词。这种实体化误读的结果，赋予了人们头脑中不可胜数的美妙意象。如此一来，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体系中，“乌托邦”便以两种对立的身份出现：其一是指“积极的”、“向上的”、“催人奋进的”、“美
①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2期。 ②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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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在遥远的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其二是指“虚妄的”、“不真实的”、 “荒缪的”、“空想的”、“白日梦式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自从人类遭遇“乌托邦”问题以来，这两种褒贬对立极其鲜明的极端性评判倾向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人类的认识思想史。
我们不妨对乌托邦做出这样的描述：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而这种精神冲动正是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简言之，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这样来看，乌托邦就主要不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毋宁是一种价值指向的目标。
作为一种本体性的精神，这种乌托邦冲动内在于每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个体（主体）的生存结构之中；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阶级（阶层、团体、集体），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历史、社会现实性相互动态制衡的乌托邦。没有乌托邦的个体或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个体或民族。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革，个体、主体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乌托邦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然而，今天，“乌托邦”成了“空想”或“不科学”的代名词，这已是不争事实。在人们的日常言谈中，“乌托邦”一词不再代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而成了“白日做梦”、“异想天开”的同义词。正是在乌托邦观念严重贬值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沉浸于享受消费的极度快感和自由中，理性与道德的界线日益瓦解，人们逐渐沦为非理性的存在。乌托邦作为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与物质现实构成一种对立，显出它的拯救世俗的精神力量，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要立足现实，但不能丢弃乌托邦。它的存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生活，从而指出生存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死去的社会。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变化的动力，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①人类由此开始用乌托邦拯救自身。
事实上，如果我们穿越工具理性的遮蔽而从价值理性的层面上来看待它，那么乌托邦巨大的话语力量就会呈现出来。特别是，乌托邦情怀对于一个写作者更为重要。乌托邦最大的精神魅力就在于它能超越任何被给定的存在物而向存在的
①张汝伦：《理想就是理想》，《读书》，1993年第6期。 ②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8年第12期。 ③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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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可能性敞开。而且，它能使人面对自己产生勇气，面对困境产生希望，人的存在也便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而为现实性的存在提供了必要前提。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不包含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但如果人性在那里降临，它就会展望，并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人类的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②蒂里希也曾指出，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③
对于人类历史，乌托邦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味着对既定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对终极价值的追寻与探索。而对于艺术创造者，乌托邦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能激发艺术创造者的灵光，激发他们对艺术固有模式的反叛与创新，从而使艺术充满永恒的灵动之气与持久的冲击力，而不致陷入世俗化与粗鄙化的平庸状态。
实际上，重返作家自己的心灵世界，建构个人的话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作家应该保持必要的乌托邦情怀。当我们强调先锋作家要遗世独立，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内心拥有对抗现实所必不可少的乌托邦精神。这是作家赖以支撑自身信念的理想家园。“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实现与否，而在于它与现实对立，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意义。意识形态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乌托邦则表明：存在的是必须改变的。”①14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就是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新的发展可能性，它是先锋作家的一种精神支柱，可以时刻提醒作家应该在艺术上逼视怎样的高度，同时也可以赋予他们对抗传统和现实的勇气与力量。
先锋浪潮过后，沉寂十年的格非在存在的思索方面似乎已经变得清晰。以《人面桃花》的发表为标志，他开始了新的存在之旅，他更加直接地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更加细腻地描写中国人的生存情状，以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者心中的乌托邦冲动为蓝图，在《人面桃花》中塑造了一个桃花源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以及梦想一旦越过现实和人性的逻辑，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实践之后可能带来的灾难。存在的希望总是和理想、
①张汝伦：《理想就是理想》，《读书》，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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