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基本保持稳定，模型的DW值也均达到理想水平，说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由表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国内产出能力的上升，显著促进了中国产品出口的增长。由表4可以看出，在所有模型中GDPC的系数值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理论上分析，一国国内GDP的增长对出口将会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国内GDP的增长意味着国内有效需求的上升，而上升的需求中有一部分需求是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因此，国内GDP的上升有促进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内GDP的上升也意味着一国产出能力的上升，而产出能力的上升无疑将导致一国出口的增加与进口的减少。前一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效应，后一种影响可以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表4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扩张效应要大于国内的需求扩张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产出的增长伴随更大规模的出口上升，而非国内需求的上升。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国内需求水平，让国民分享增长的福利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国外产出的波动与中国出口的波动成正相关性，国外产出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出口的上升，而产出的下降将导致中国产品的出口减缓。其中，国外市场需求每缩减1%，国内出口则同向变化0.1%～0.2%，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会给国内出口形势带来更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由表4可以看出，相对于国内产出波动而言，模型的国外产出变量系数显著性程度并不高，国外产出波动与中国的出口增长呈弱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直接驱动因素更多地来自于国内产出能力的上升而非外部需求的上升。
（3）出口退税显著促进了出口的增长。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模型出
口退税的符号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出口退税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引入出口退税和外部需求的交叉项后，出口退税和国外加权GDP的系数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交叉项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外部环境下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危机时期的出口退税政策比承平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强。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它说明，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当出口面临外部需求不足、出口增长乏力时，出口退税的调整对出口的促进比承平时期的调整效果更加直接有力。由命题4可以看出，需求下降强化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抑制）效果条件是dδ/dQ＜0，即国外产出下降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对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替代。姚洋、张晔（2008）研究了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较低，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仍然处于世界市场的低端环节，他们认为，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后再大规模出口导致了这一结果。裴长洪（2009）也认为，低附加值、低端工业制成品以及高端工业制成品的低端环节是中国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理论上分析，与高技术产品不同，对低附加值、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当收入下降时，由于预算限制，消费者将降低对高端产品的需求而增加对低端产品的需求，从而引起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替代。本文实证结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出口产品低技术含量与低端产品为主的结构特征。中国出口产品的替代特征表明，努力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是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会促进出口扩张，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则会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与命题3的结论相同。模型结果同时显示，与外需变化的影响相比，目前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更加显著，这说明汇率的调整仍然是影响我国出口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
尽管国外GDP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经济的景气状况，但是单纯地以GDP衡量国外需求水平仍然有失偏颇。实际上，在危机时期，除经济增长会影响到消费者需求外，通货膨胀、就业水平以及对未来经济的预期都会导致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承平时期与危机时期出口退税激励效果的差异，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 来反映这种环境差异。其中：
表5结果进一步证实前文的假定，表5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国内产出的增长与中国出口显著的正相关。出口退税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而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在承平时期与危机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在危机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显著高于承平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时，伺机调整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出口促进政策。
五、结论
在一个出口价格竞争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不同外部条件下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并使用中国2004～2009年分行业的出口月度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出口退税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出口的激励效果在不同的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危机时期的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显著高于承平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在危机时期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刺激我国出口增长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
研究同时发现，国内产出的增长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出口能力，但是国外产出
的波动与中国出口增长却只呈现一种弱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国内产出能力的提升而非国外需求的上升。因此，努力提高国内的产出能力与产出效率无疑是维持中国出口长期增长的根本措施。
文章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是影响中国出口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将降低中国的出口水平，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将显著的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汇率水平与中国的出口能力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论断并没有得到本文实证的支持。
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当前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当然，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首先，我们没有考虑出口的行业区别，实际上，出口退税的激励效果与行业的差异有很大关联；其次，尽管我们认为危机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效果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这种激励效果持续的时间以及其从短期促进向长期均衡演变的过程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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