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经典“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7]
（三）高校开设国学经典诵读公共选修课应强调经典的背诵
现代教育理念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很排斥所谓的“死记硬背”，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和与之相辅的教育方法，不能只有批判，没有继承。经典背诵并不是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接受学习，诵读有时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记忆，而是一个加强思考的过程。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意志专一，心境澄明，思想的种子暗暗播撒于心田，逐渐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开篇就给“经典”一词下了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8]背诵经典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无数次反复阅读，最终将经典铭刻于心的终极阅读。背诵下来的经典，对人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而又深入骨髓的，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曰：“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经过熟诵的经典，深深映照胸中，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生活情境里，都会在读者心中反复再现，形成新的理解和体悟。南宋李纲曾经谈到过诵读杜诗的感受，其《重校正杜子美集序》曰：“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时至今日，仍旧有学者坚持强调国学经典的记诵，“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教授称，报考他的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在论文答辩前，要会背《老子》，还有《论语》的前7篇。”[9]杨叔子先生将《老子》、《论语》的背诵作为重要的学业内容，要求学生务必完成，这和数学家杨武之在发现自己的儿子杨振宁有数学天赋时，并没有在数学方面给予杨振宁过多的指导，反而找人教其读《孟子》一样，自有其深刻用意。传统的经学教育虽然也未必全都看重记诵之学，但大多都非常看重记诵之功，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辨似》有高论：“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诵读有利于学问义理之研习，而语言或语文的学习，本身更加依赖于阅读和背诵的训练。民国时期，在新式教育已经不提倡死记硬背式的经典诵读的时候，以新学著称的梁启超先生反而作《学校读经问题》一文，提出倡议：“今之学童，亦曷尝不朗诵坊间所编教科书者，
实则此本不必诵，而皆诵之，亦可证其性宜诵也。与其费日力以诵此，费脑力以记此。何不反求诸圣经贤传乎？”[10] 参考文献：
[1]甘阳，陈来，苏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13.
[2]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5. [3]朱维铮.《三字经》岂能是国学：朱维铮教授访谈录[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6)：120-123.
[4]程千帆.桑榆忆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 [5]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0.
[6]徐胜蓝，孟东明编著. 杨振宁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84. [7]崔卫平主编.2007人文中国[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36. [8]（意）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
[9]鹿明主编.科教报国50年“科大精神”系列报告会文集 上[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188.
[10]董方奎，陈夫义主编.梁启超论教育[M].海口：三环出版社,20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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