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第一章，吴荪甫一出场就显得气度不凡，他乘坐有防弹玻璃的、当时最时髦的美国雪铁龙牌高级小轿车，在私人保镖的保护下，去接他的父亲吴老太爷，高级小轿车、防弹玻璃、私人保镖，都说明车中主人的尊贵。接着是对吴荪甫的外貌描写：“——此时汽车戛然而到，老关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朗宁’，又向四周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吴荪甫一开口，便是‘傲然问云飞轮船快到了么？’声音洪亮而清晰。从这些外貌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吴荪甫是一个年富力强、刚愎自傲，说一不二，不怒而威的人物。
二、机关算尽，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刚愎自用、富于雄心和魄力，善于计谋是吴荪甫性格中的重要特征。吴荪甫的野心是大的，他又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力，他喜欢和同他一样的人共事，他看有些好好的企业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才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跟什么似的。对于这种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吴荪甫常常打算毫无怜悯的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这种眼光和气度是别人没有的。作为一个资本家，他想的决不是个人赚钱发家，他已经很自觉地把自己的经商行为、企业行为跟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前景联系起来。当国民党政客唐云山跟吴荪甫大谈三民主义、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别人只想着赚钱，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只有吴荪甫的眼睛却闪烁出了兴奋的光彩。”可以看出吴荪甫所想象的东西跟孙中山的想象，跟当时中国全体民族资产阶级所想象的是一致的。他认为官办民办的企业
跑到洋商那里去了，这是因为那些人不会经营的结果。他有着宏大的资本主义王国的理想，憧憬着有一“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驰过原野。”而他便是这个王国的主宰者“他一只眼睛瞅着政治，一只眼睛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厉害关系，而且永不倦怠地注视着。”
吴荪甫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工业界的巨头，他在上海开办裕华丝厂，又在家乡双桥镇建立了电场、钱庄、油坊和当铺，在工业资本家中他不仅实力最强，而且有勇有谋，“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他游历过欧美，具有丰富的办企业的经验，他善于发现和大胆使用符合他要求的人才，所以在帝国主义疯狂的经济侵略面前，大批民族工业倒闭的情况之下，同行业“叫苦连天”之时，吴荪甫的景况最好。书中说在同行之中，“这位吴三爷的财力、手腕、魄力、他们都是久仰的”，在工业资本家中，在孙吉人、王和甫、周仲伟、朱吟秋这些人中，吴荪甫是居于“霸主”的地位。
凭着吴荪甫的财力、本领和魄力，他本来可以干一番大事业，实现他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建立资产阶级王国的美梦。书中多次写了吴荪甫的理想，他对杜竹斋说：“我还是要干下去！中国的民族就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织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是有希望的！——竹斋，我有个大计划——”什么大计划，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计划，他企图在中国建立包括纺织业、运输业、矿业、应用化学、工业等在内的托拉斯组织，并且幻想着将来有一天“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驰过原野”，“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全中国的穷乡
僻壤！”从吴荪甫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还是爱国的，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面前还要坚持下去，要拼一拼，他幻想中国也能像欧美当年发展资本主义那样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实现他的宏大计划。
那么吴荪甫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呢？小说按照历史发展逻辑，作了否定回答。他生不逢时，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吴荪甫在实现他的宏大计划时，开始几个回合，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凭着他的铁腕，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资本家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组织，他吞并了八个小厂，干净利索的吃掉了朱吟秋的干茧；与此同时，他还插手交易所，大搞股票投机，这些不仅表明吴荪甫的精明干练， 而且突出表现了作为资本家的吴荪甫的阶级本性“为了快快发财”而不择手段地吞并对方，这种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当然不能例外。小说第三章，写吴荪甫与杜竹斋策划怎样给已经陷入绝境的朱吟秋再套上一个绞索，把朱吟秋的干茧“挤”出来，朱吟秋本来已经借了杜竹斋八万元还不了，他请求吴荪甫说情，请杜竹斋再借给朱吟秋七万元，凑成十五万，限定一个月本息一起还清，吴荪甫明明知道朱吟秋根本还不了，那么作为抵押品的一百五十包干茧就不再姓朱而姓吴了。连吴少奶奶在旁边听了也说：“你真毒！”而杜竹斋和吴荪甫听到这句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同声大笑起来，这既是对这句话评语的默认，又显示出了一种得意的神态，对资本家的这种本性刻画的入木三分。
正当吴荪甫得意的时候，厄运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好景也不长，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人物赵伯韬已经张开罗网，准备把吴荪甫这条大鱼捕进网中，吴荪甫也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一再拒绝赵伯韬提出的所谓的“合作”，吴荪甫知道这种合作是吞并的代名词，他使出自己的全部招数来对付赵伯韬，一方面他为了转嫁自己的危机，拼命剥削工人、削减工资、增加工时、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破坏和镇压工人的反抗，他利用黄色工会，又用重金收买工贼屠维岳，还依靠国民党的警察镇压工人运动，靠这些来积累资金，巩固自己的后方；另一方面他又拿出全部血本在交易所同赵伯韬决一死战。这样吴荪甫就处于工厂、交易所、再加上农村“三条火线”之中。赵伯韬的进攻、工人的斗争、农民的暴动、使吴荪甫步步走向绝境，他说；“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脚底全是地雷，随时会爆炸起来，把你炸的粉碎！”小说在描写吴荪甫在“三条火线”中的挣扎奋斗过程时，把吴荪甫的两重性写的非常深刻。他既恨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又害怕他们的强大；他既惧怕工人的斗争，残酷镇压工人的运动，又惧怕工人们的力量，甚至骂共产党是土匪，他知道工人是捉不完的，他对屠维岳说：“维岳”你虽然能干，可是还有些地方你见不到的呀！那是捉不完的，那好比是黄梅雨天皮货里会生蛀虫一样，自然而然生出来！你今天捉完了，明天又生出来！除非等过了黄梅天！可是我们这会儿正遇着黄梅天，很长、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的黄梅天！”这里吴荪甫的比喻当然是对工人的污蔑，但他说的“我们这会儿正遇着那黄梅天”，却形象的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处境。并且，在同工人的矛盾关系中，表现为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压榨剥削工人、延长工时、减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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