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科学与人文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科学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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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科学与人文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时间的推移不仅把我们带入了现代，也沉淀了几千年来的文明。在社会的每一项进步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堆积如山的线装书，闻到空气中充溢的浓浓的书香。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漫步于其中，不禁感慨万千，传统思想中不仅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也蕴含着浓郁的科学与人文精神。

（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中国人只讲求实用的技术，而缺乏真正的科学。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墨经》中光学部分，虽然只有八条，但次序安排合理，逻辑严密，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著作。在化学方面，西汉时的《淮南万毕术》发现了金属置换反应。东汉末年的《周易参同契》认识到了物质进行化学反应时配方比例关系。东晋时的《抱朴子》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而中国人在天文学、地学和医药方面的成就，更是有口皆碑，就不必细说了。

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表现有很强的实用性，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探索自然的奥秘，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和巩固国家的统治，一般与生产实践和国家事务联系较紧密的技术发展较快，反之则发展缓慢。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讲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无论在本质上说还是在用途上而言，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家将天文观测作为兴趣，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可以借此列为地位崇高的大臣。这说明天文学在我国古代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称其为“天学”而非“天文学”。“四大发明”出现于我国更多的是体现了实用性，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是为满足社会通讯的需要，而火药最初是由炼丹术士发现和使用的，他们炼制火药的初衷是为了治病，而火药制成后首先被制成武器，广泛应用于战争。我国古代发明了火药却没有化学，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磁学。数学偏重于运算技巧，割圆术蕴含着中国古代数学实用性的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数学的几何代数化的实用倾向，引发往往只列出代数方程，而隐藏或忽视背后的几何原理，几何侧重于实际应用，

看上去也是代数计算，而不像欧几里得那样纯粹逻辑推演，更没有形式化公理化的体系。中国古代代数计算发达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局促了几何演算简单性的探索。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及其不足，折射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和命运。

而且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思想对当代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系统思维在当代科技综合趋向中的启发作用。近代科学发展四百年，建立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较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发展综合、非线性、复杂性、开放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改变观念、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强音，而这类研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可以有启发作用。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普里戈津说：“我们正向新的综合前进，向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四川水利工程都江堰历经两千年而不衰，渠首工程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者巧妙结合，分水、分沙的合理性，工程维修的科学性和简单性，充满了中国古人治水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思想，对当今的水利工程建设有丰富的启示。协同学的建立者哈肯说：“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就忘了这一点，而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性思维来研究人体和防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比西医优越得多。”他说西方的分析式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都是他建立协同学的基础。

二是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当代的环境科学、区域开发和技术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旧约》说上帝给人的训喻是：“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鱼类，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与这种主张无限掠夺自然的思想相反，中国在周朝就颁布了《野禁》和《四时之禁》，不准违背时令砍伐木材、割草烧灰、捕捉鸟兽鱼虾，还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官员。

《吕氏春秋》“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看作彼此联结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顺天时，量地利，尽人力。这一套完整的农业思想，在现代的农业生产中，仍然闪闪发光。

三是自然史料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我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对许多自然现象的观察时间之长，记录之详，堪称世界之最。在天文学方面，东方天文纪录的现代应用，现在已成为一个很受注意的课题，许多国家都有人在做，并且取得很大成就。

四是把传统科学作为目的基因转入现代科学中，使现代科学得以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吴文俊院士从事的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及其应用。吴文俊以其深厚的几何学和拓扑学功底，吸收了宋元时期数学成就，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达，接着对代数方程组的求解提出一套完整可行的算法，用之于计算机。1977年先在平面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方面取得成功；1978年推广到微分几何；1983年我国留美青年学者周咸青在全美定理机器证明学术会议上介绍了“吴方法”，并自编软件，一鼓作气证明了500多条难度颇高的几何定理，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中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有着很大的关系，二者互相融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才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不应该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我们应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结合点，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科学，从而更好地发展科学。

（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底蕴。

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其核心是“仁”，“仁也者，人也。”就是教我们人如何成人，进而弘扬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仁”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以爱为起点的普遍的同情心，也是人的本质。孟子从“仁”中发现了人的本质，建立了人学。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无论是从荀子到董仲舒一直到朱熹，还是从子思、孟子到陆九渊、王阳明，他们都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颂扬了以人为中心的主题。比如“天地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