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伦理维系着私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而团体社会中的道德是超己的。因此，基督教有不分差序的兼爱。差序格局还具有伸缩性，即私人关系所编制的社会关系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缩小或放大。越到圈子的外围，“我”所属的群体界限就越模糊。对于处在中心的“我”来说，最容易辨识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在圈子的中心区，由内向外推的结果就发生了家族主义。
乡土中国的治理不是依靠从外部强加的法律，而是依靠从小习得的礼。礼最初是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由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独立的意志，因此可以强加于未成年者。礼内化于人，人们只要各安其分，社会就会平稳运转。在封闭社会中，年长的人总是比自己经历的多。因此，长者、老者承担了爸爸式社会教化者的角色。礼治秩序是由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中的老人往往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
(二)乡土中国的变迁与“差序格局”的发展
乡土中国的变迁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他认为，尽管帝国的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3](P1-11)在孔飞力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秩序至迟到清末仍然稳固。杜赞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调查则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其一是经济因受西方入侵而受影响；其二是国家企图加深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4]这两种外在于乡村的力量都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察觉到。《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近百年来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只是这社会成长于乡土社会的基层之上。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只是这个过程比较长，从清末到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中。
变迁的过程虽未结束，阶段性的回顾总是必要的。历时性研究通常都取不同时点对同一对象进行观测。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乡土社会，其变化不可谓不大。近20余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其中有两件，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既是乡土中国变迁的结果，也引起了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变迁。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使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工厂建设、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还使农民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传统“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似乎受到了冲击。
乍看起来，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非农化”似乎使农民逐渐摆脱了乡土性，但折晓叶的研究发现，分散的农民在村里办工厂、寻求合作时，他们并不仅仅是对外来工业因素和内在变革冲动进行回应，他们的背后也有深厚的乡土基础。[5]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对差序格局既有继承，也有扩张，其取向也从伦理倾向于利益。
二、传统“差序格局”的继承
作为“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农业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人均耕地也在下降，但是这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土地。地处鲁西北的于庄，乡镇企业发达，人均耕地仅1亩多。这里的村民享有乡镇企业的补贴，比周围村庄的农民收入略高，但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土地，没有一处撂荒。土地仍是他们的命根子，因为种地最起码能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不用花钱买粮食。[6]而广州的城中村羊城村已经彻底地嵌入城市，既无耕地，也无农业，其土地已经转变为村里的股份分红保障、家庭的租屋收益。虽然羊城村已经丧失了传统上定义“村落”和“农民”的典型特征，但是由血缘和地缘联系的村落魂灵，在它农民和农业的载体消失后，仍然会长时间地活着，羊城村的村民仍然处在熟人社会中。[7]
在农村新兴的非农产业中，经济活动的差序格局也有迹可循。郭于华以苏南乡村工业化过程为例集中讨论了亲缘关系在乡镇企业发展运营中的角色。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不同，中国的乡村工业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
上。因此，可以说乡镇企业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特征。其次，在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的过程中，亲缘关系是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第三，企业内部和村级经济的运作也遵循了亲缘关系规则。这具体表现在内外有别的用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这些特点使得亲缘关系规则与市场规则为交融状态。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是在两种机制中寻找平衡，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8]
流动的农民工把“差序格局”带到城市，形成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未知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9]陈阿江从四川、安徽两省四县的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信息来源中发现，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首次外出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的牵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依然比较封闭，而对于在封闭环境中生活拥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亲缘、地缘关系最有可能被开发利用。其次，首次外出的农民通常为了求稳，通过已有的亲缘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10]不仅如此，流出者与老家的紧密联系是关系网络的根基，也是农民工遇到风险时的退路和保障。
三、“差序格局”的扩张：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
传统“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人际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得到了开发，差序格局包涵的内容更为丰富。
差序格局中姻亲本来就占很重要的地位，民间的舅权就是一例，羌村社会中还有“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的说法。大母舅(奶奶的兄弟)和小母舅(母亲的兄弟)发挥了社会监控功能，使社会平衡协调的发展。[2]如果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姻亲主要是因为伦理的关系而“应该”这样重要，那么现实中的姻亲则另有经济准入的理由。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计划生育的施行使女儿的地位提升了。霍宏伟研
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在不断缩小，直接后果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11]富裕村庄的女子尤其不愿外嫁。这在乡镇企业发达的于庄、羊城村都有体现，甚至已经嫁出外村的女儿也会因为利益关系举家迁回，发生倒流现象。嫁到别村的姑娘又回于庄居住的，村里给以优惠的条件。首先，嫁出去的女儿的承包地村里不收回，家里的宅基地也可以让女儿盖房子；第二，无论是孩子上学，还是丈夫在企业做工或者做生意，都享受于庄村民的待遇。但是姻亲与血亲还是有差别的，村里不给女儿的丈夫和孩子承包地。羊城村的姑娘如果嫁到村外就会丧失她在本村持有的股份。为了可观的分工，村内婚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以前。
拟似血缘关系不是基于生物上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情感+利益”的关系。乡镇企业中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具有一种从地缘和业缘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情感。企业主仿佛是家族中的家长，管理人员对企业主就像家族成员对家长一样忠诚。因此，这种泛家族关系的发展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12]
在乡土社会中全体从事农业的农民固然是同一职业的，但这种业缘在缺乏分工合作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职业分化的现代社会，业缘才成为有意义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这并非是进城务工者不想依靠亲属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大都在家乡，靠不上。[9]
笔者曾在2006年10月对北京市丰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过访谈。访谈对象的职业包括技术员、装修店老板、服装店老板、绣花女工和服务员。他们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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