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值得注意的论点是：他认为音乐的产生和人们对于音乐的需要，是“人情所必不免”的事情；人们内在的“性术之变”，即内在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反映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变化的不同音乐，能使人产生“心悲”、“心伤”、“心淫”、“心庄”等不同的心理反应。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音乐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面貌：“乱世之徵······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因为音乐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巨大教育、感染作用，所以它能对整个社会的民情风俗以至国家的安危治乱产生直接影响。在比较深入地论述音乐的艺术特征和社会作用的基础上，荀子反复批评了“非乐”的墨翟，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正其乐”，并利用音乐教化人民，从而达到“治生焉”及巩固统治的目的。荀子重视乐教的主张，是他明道、徵圣、宗经的文学观在音乐领域的体现。
两汉
《毛 诗 序》
《毛诗序》吸取了传诗经生们的意见，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序中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 ·······，是二而一的东西。正如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所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提出这一论点，不始于《大序》，先秦的《礼记·乐记》已有相同的论述；《书·尧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荀子·儒效》也说过：“诗言是其志也。”言志之说一脉相承的情况极为明显。而《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则更清楚地说明了诗歌的特征。诗、乐、舞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紧密相联，《书·尧典》、《礼记·乐记》也有所阐明。《毛诗序》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叙述，显示出“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朱自清《诗言志辩》）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这显然是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一段议论的启示，进一步指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篇，正是根据这一理论，阐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广系乎时序”的道理。
其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而来。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宋朱熹说风、雅、颂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说见《朱子语类》）。都是阐明了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而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关于赋、比、兴，朱熹分别作了说明：“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它说明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感情的激发、联想和对事物的描写都是结合具体形象进行的。赋、比、兴的方法实质上是形象思维的方法。这一方法，《周礼》与《毛诗序》对它作了最初的概括。之后，刘勰《文心雕龙·比兴》、钟嵘《诗品序》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特别是其中的比兴说，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根据他们的理解也作了不同的阐发。
《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
心思想：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在思想上则是《论语》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不少人以此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对诗歌的创作有着长远的影响。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本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自述著作《史记》的动机，说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
篇中借和壶遂的一段谈话，揭示著书大旨。他本出身于史官的世家，幼时耕牧河山之阳，早年遍游名山大川，有广播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虽然汉王朝相对稳定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给予他一些乐观的幻想，然而他对隐藏在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是有所了解的。借古鉴今，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见《报任安书》），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这就是他作《史记》的动机；同时，也就是《史记》一书文学思想的基础。 《史记》草创于太初年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由于切身体验，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从创作的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 发愤著书的心情，他把问题归结到“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他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正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
司马迁从不满当时的现实出发，在《史记》里，揭露和抨击周围黑暗现象，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进步的历史观点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相结合，使得《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但是正由于此，找来了不少的非议，一般效忠封建统治的文人说他“是非颇繆于圣人”，甚至称之为“谤书”。 “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里某些进步文人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义愤愈加强烈，则作品的思想性也就愈加深刻。司马迁在本文里就阐述了这种观点。
《论衡·超奇》
王充，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倾向比较突出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年代，正当农民运动进入低潮、封建统治重又相对稳定的东汉时期。在这时期内，统治阶级伪造谶纬，宣扬迷信神权，以图巩固统治，曾引起许多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充的《论衡》，就是当时思想界一部富于进步意义和战斗精神的重要著作。《超奇》是《论衡》第三十九篇。内容主要是对作家的品评。在王充之前，虽然有人对具体个别作家进行过评价，像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等等，然而，像这样关于作者的通论，《超奇》实开先河，因而可认为是文学批评中“作家论”的滥觞。王充认为在文人中间，鸿儒属于“超而又超”“奇而又齐”之列，因而把这篇文章名之为《超奇》。
这篇文章把一般文人分为几种：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等。通过对鸿儒的赞扬，王充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论及作者的修养，以及反对崇古非今的问题。
首先，王充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不能以读书多少做标准而应看他是否“博能通用”。当汉代“皓首穷经”成为一种风气，不少人一辈子在书堆里钻牛角尖，以“明经”作标榜的时候，王充一反流俗，提出“贵其能用”的主张。他指斥那些儒生读书千卷无以致用，不过是“鹦
鹉能言之类”，有如“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王充认为鸿儒则不然，他观读书传之文是为了“抽列古今”“纪著行事”，有益于“治道政务”。王充这种崇实尚用的观点虽然是针对论说文、史传文而发的，但他把屈原这样的辞赋家也包括在超奇之士中，给予高度评价，这就表明他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文学。这不仅对于汉代一度出现的浮夸虚诞的文风，“劝百讽一”的辞赋具有针砭的作用，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也有其积极意义。
其次，怎样能成为鸿儒，也就是关系到作者的修养问题，王充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不能光从外在的“文”下功夫，而更需要从内在的“实”作努力。“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什么是内在的“实”？王充认为即“才智”与“实诚”。“才智”，不只是“博览多闻，学问习熟”，而是像商鞅定耕战之策、陆贾消吕氏之谋那样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实诚”。“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而是作者的真实感情。这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值得注意的是，重视论说文的王充也十分强调作者的感情对创作的作用：“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才能“夺于肝心”。这种看法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就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再者，在评价作者问题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的倾向。批判那种“好高古而称所闻”，以为“前人之业，菜果香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的风气。提出以时代作区分，而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他不仅批判崇古非今，而且把后世超过前代，看成理所当然。“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王充用这样生动的例子说明，经验需要时间积累，文章英爱今胜于昔。他虽然没有看到政治积极对文学的决定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文章创作的历史继承关系，为较准确地评价当代作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
《楚辞章句序》
文学思想的论争，有时发生在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评价问题上。这种论争，往往是由于双方在理论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而引起。通过论争，就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汉朝人之于屈原，即其一例。
赋是汉代一种新兴的文学体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从艺术形式的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屈原为辞赋家不祧之宗，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然而关于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却成为论争的焦点。
早在西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传》，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肯定了《离骚》，认为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司马迁同意他的论点，把它写入了《史记·屈原传》而加以发挥，反复阐明屈原发愤抒情，存君兴国的用意。但到东汉时，班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逸这篇《楚辞章句序》，推衍刘安之说，是针对班固而发的。
文中着重论述屈原高尚品质，他“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地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揭穿班固所强调的“明哲保身”之义，实质上是“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苟合取容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环绕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屈原作品的思想性。在王逸看来，产生在黑暗时代里的文学，其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就在于怨和刺。“怨主刺上”，见于《诗三百篇》，态度较之屈原，更为激烈，而“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离骚》所书写的“愤懑”之情，正表现了屈原政治上的坚定性，是无可非议的。
西汉中叶以来，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经书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准则。班固依托经义来贬低屈原，王逸也就引经据典以挥戈反击；至于他称《骚》为“经”（也可能是根据刘向旧本
所题），更是对《骚》极端的推尊。洪兴祖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见《楚辞补注》）这话深得王氏的原意。重视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是正确的；然而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并不和五经，特别是和《尚书》《周易》相同，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都是“依经立义”，那就胶柱鼓瑟，窒碍难通，反而流于牵强附会了。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里表示怀疑。经过一番审核，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体辞”；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 玩华而不坠其实”。这样，就揭示出《楚辞》的特点，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
《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在中古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本文都已涉及。曹丕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虽然他对这些问题，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章（本文所说的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然，他的所谓“经国大业”，是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事业。）把文学提到与兴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不托飞驰之势”而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作者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所谓清浊，意近于刚柔。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多少是受了曹丕论文的启发。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的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徐干则“时有齐气”，应瑒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孔融则“体气高妙”。但过分强调作家的材性，而不懂得作家的风格是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的结果，观点不够全面。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本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奏议、书论、晋以后人所谓无韶之笔；铭诔、诗赋，晋以后人所谓有韶之文。因文章具体的功能有不同，体裁和表现方法也就有所不同。雅、理、实、丽，各有特点。（尽管这里所提到的各种文体特点，未必完全正确）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限于本而不及末，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从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著作里的文体论述，正是《典论·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前者支持了贵远贱近，亦即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并不是作者的创见，早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在称赞杨雄《太玄经》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说：“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全后汉文》卷十五桓谭《新论·闵友》）东汉王充也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论衡·奇世》）“俗儒好长古而短斤，······信久远之伪，而近今之实。”（同上《须颂》）“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践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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