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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模型直接生成系统参数，可准确计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预期损失率（EL）等关键指标，这也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达到的内部评级法标准。
2.8 我国银行客户评级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客户信用风险评级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正确的信用风险评级理念尚未确立。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于客户信用风险评级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充分的认识。多数银行仅从程序与营销的角度看待客户信用风险评级工作，认为对客户进行信用风险评价只是申报客户授信额度的一个必经环节，或者往往认为信用风险评级只是为了拓展客户，给予客户一定的信贷政策优惠，有的甚至把评定信用等级作为向一些无法提供第三方保证或抵押物的客户发放信用贷款的一条捷径。往往忽略了信用风险评级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尚未真正做到从风险识别、度量、防范、控制的角度认识信用风险评级。
（2）科学的信用风险评级方法有待建立。目前，我国多数商业银行所使用的客户信用风险评级办法尚处于打分版模式，定性指标占有较高比重。对于一家客户的评价，往往停留在直觉判断上面，缺乏系统科学的全面评判。虽然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已逐渐认识到信用风险评价的重要性，开始探索研究建立内部评级法，但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积累严重不足，包括客户自身及其上下游企业的有关情况、企业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行业的比较数据、市场分割状况等数据均比较匮乏，而且数据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严重制约客户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因此，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积累、搜集与整理还需要假以时日。
（3）信用风险评级组织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完善的制度配套。目前，国内多数银行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信用风险评级组织体系。客户信用风险评级流程一般是由总行下发一个评级办法，下级行由客户经理按照办法的要求进行评价，然后交由信贷（风险）管理部门进行审定。信用等级的高低一般仅是与授权、价格等相关联，与风险识别、管理手段等联系不多。这种运作模式往往造成客户信用评级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适用性。
（4）评级人员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国内大多数银行虽然设有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并且似乎赋予其与公司业务部门（如信贷部门）性质完全不同的职能，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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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时却未必能实现这样的初衷。很多信贷部门的人员除了进行贷款工作，也对客户进行评级。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人力资源安排上的越俎代庖，更会因权职不分成为银行贷款风险增加的导火索。很显然，作为信贷人员，放贷是体现其工作能力和自身价值的主要方式，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客户可以顺利通过信用评级关。如果让他们参与评级，非常容易加大银行内部道德风险，出现劣质客户得到银行贷款的情况。
例如中国银行在国内最早建立了客户信用评级体系。从1997年开始，为规范授信业务，健全客户信用风险防范机制，中国银行着手实施了统一授信管理，而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正是中国银行统一授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级对象按经营性质分为工业、商贸、公用事业、房地产开发、综合五种类型，每种客户类型均十个信用等级。为配合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中国银行组织开发了基于Excel的评级工具，并在全辖推广使用，所有评级客户都通过Excel模版进行评级，模版根据录入的客户资料自动评出信用等级及风险限额。该评级工具自使用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评级人员的劳动量，也统一了信用评级的标准和操作流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信用评级体系及信用评级工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业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原有的五类客户的划分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客户的特点，比如不能准确反映小型企业法人以及新建企业的特点，无法真正反映客户的整体风险，不能有效地支持对客户的差别化管理；（2）原有的评级指标体系中出现了些与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以及银行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指标，比如某些指标权重太大、某些指标已不能反映客户的特点、有些指标设置较粗、某些指标缺乏等；（3）原有的评级工具为简单的Excel模版，属于单机分散操作，只是简单地模仿手工操作，不能实现网络化操作与管理。评级结果只是简单的Excel表格，数据的汇总程度、集中程度、共享性很低，同时也不利于上级行对辖内的评级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4）原有的评级工具采集的客户资料相对简单，也无法支持客户评级数据的积累，不便于对客户进行深层次的、集中的分析，已经不适应“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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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3.1 旧巴塞尔协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体系都纳入到一个互动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对于银行来说尤其如此。70年代美国、欧洲先后暴发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国际上著名的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有1100家商业银行破产，630家资不抵债的储贷协会要求政府协助，欧美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都因巨额贷款损失而陷入困境。同时，由于经济的周期波动，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频发，也影响了欧美大银行经营的信誉和稳定。当时，解决国际债务危机希望渺茫，新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方式层出不穷，国家风险和市场风险日益突出，促使着银行监管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即传统的以资产规模为实力象征的观念受到挑战，逐渐取而代之的为“资本是上帝”的新理念，由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及银行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各国金融监管机构迫切要求制定管理银行的统一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因而产生了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这个协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它标志着世界金融界由资产负债管理向风险管理时代的过渡。这也是世界性的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第一次布局，确立了国际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产生使各国商业银行明晰了经营管理的战略思想，商业银行开始从资本金与风险资产比率角度来评价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及业绩，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资产总值增长，即规模增长的经营理念。同时也丰富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将表外业务纳入银行监管范围。协议使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视角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扩大到资本构成和资本充足率，应该说这些改变都是历史性的进步。
3.2 新资本协议的修改进程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但是1988年巴塞尔协议仍有很大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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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主要表现在对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适应性不强；对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处理较粗；监管着力点单一，主要侧重信用风险；风险权重的灵活性不足；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不清，忽略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方法、模型要求上的具体阐述；整体上对各国银行业的适用性不强，主要适用欧美银行业。
基于这些局限性，1988年以来，资本协议不断进行过补充、修改，比较大的是： （1）1991年将普通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和坏账准备金，而将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2）1994年重新规定对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风险权重，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改变了原协议中成员均确定为零主权风险权重的简单做法。
（3）1996年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一段时期内由汇率和利率的变化造成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加以约束。
（4）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风暴以后，巴塞尔委员会关注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的建设，1997年9月，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解决了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管原则，确定了“三大支柱”的雏形。
（5）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新资本协议》的草案，向全球金融界广泛征求意见。在随后的六年里，新资本协议一直是国际金融界的热点话题，受到国际金融组织、各国监管当局以及银行业的普遍关注，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了三次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定量影响测算（QIS），并先后于2001年1月、2003年4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第二、第三征求意见稿。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稿，《新资本协议》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我国监管当局一直密切关注《新资本协议》的进展，积极参加并在核心原则联络小组和资本工作小组等多边合作框架内发挥积极的作用，反映我国银行业的观点和立场，并与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联合提出了《新资本协议》的简化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巴塞尔委员会采纳。为积极借鉴《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和理念，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我国监管当局先后举办了四次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国际研讨会，两次组织大规模的考察团赴欧美学习考察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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