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天下”的代表作。比如，“虹桥”的修造者是黄履昂，《扬州画舫录》记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笑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
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扬州，作为一种由外来文化催生的新安文化，它一直对维护宗族和开拓创新表现出相当的热衷，也表现出不断关注市场发展的宽阔视野。商人侨居是市场驱动的结果，在乡土意识浓烈的传统中国，商人由祖籍地转入侨居地，迈出这一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明清时期，以长江航线、运河航线、沿海航线为主的商路日益扩展，商路沿线的大小城镇成为商品流通的枢纽，承载着商品的集散与周流，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渐趋稳定的商品生产基地和稳定的销售市场之间展开。如此一来，商品的扩展与城镇枢纽功能的加强为商人追求利润创造了渐趋完善的市场氛围。
四、融入大运河的新安文化：由“开拓”转“开放”的文明进程
从杭州到扬州之间，运河与长江交汇。长江，横贯东西；大运河，纵横南北。江南运河特指从镇江到杭州一段，亦即隋时之“江南河”，邗沟是扬州境内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中国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运河。徽商在清代江南的活动范围大致与此吻合。徽商沿运河北上从事商品贩运活动，凭
借地利之便和物产之源，以得天独厚的优势进入京杭运河区域，从事沿运河贸易。徽商在大运河与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使他们自己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而积累了巨量的商业资本，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杭州―苏州―扬州，这一连串江南运河城市群在明清时代的勃兴繁盛中，体现了运河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体现了徽商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开明性和进取性，他们乐观、精明、开放的经商行为对轻商重仕的传统社会价值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营造了中国最早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 “清代，运河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明代，特别是在丝织、棉布加工及农业这些具有经济优势的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发展尤为明显。”微商投资的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自给性农业开始演变为商品性的农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了，使传统的生活习惯受到冲击。微商插手手工业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一些徽商为了收购手工业原料，甚至深入穷乡僻壤，徽商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过作用这一点说明，明清时期财雄势大的徽商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曾起到促进的作用。“与儒家语境中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最重要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
水平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
可以想象徽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融入大运河的新安文化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撑并赋予徽商“伐”的功力。向东逶迤而去的清丽山水已转化为微商眼中的世界之源，最终夹裹着诸如建筑、园林、民宅等一切文化元素在大运河上的互动似乎成了徽州与扬州真正“肆其心”的“文明对话”。这一条线路上，由“开拓”转“开放”的文明进程在起作用。徽州的宗族文化、徽商的群体心理、徽州文化经济由开放到回归的历程却更为鲜明地通过徽杭古道和大运河来阐释。无论是钱塘江畔徽商弃舟登岸处的“徽州塘”，还是扬州的处处徽商遗存都在传达山水土木写就的政治伦理学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功效。
“无形的非实体性决定了一旦牵起‘文化线路’的历史脉络(历时性)，它便具有与现实交流互动的可能(共时性)”。对于这样一条承载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人类学、建筑学、美学等多元文化互动为一体的徽商文化线路，它的文化价值挖掘和遗产保护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责任编辑：张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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