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生产与安全
摘要:中国人口多、粮食消费量大, 耕地少、农业资源短缺, 粮食生产基础脆弱, 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尽管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有所保证, 但长远来看仍面临着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等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现状,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将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措施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把保证粮食生产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1]。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始终把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放在重中之重。自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高达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由于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历来是国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粮食生产安全[2-6]、粮食生产潜力[7-9],以及农业土地的支撑及持续利用能力[10-11]等方面的研究。
一、中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现状 (一)粮食生产
经过50 多年的发展, 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初, 由于实行了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及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 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产, 1984 年粮食产量首次超过4 亿吨, 成为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 开始出现了“卖粮难, 储粮难, 运粮难”。为了缓解粮食“过剩”,1985年开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减少粮食种植面积, 减少了粮食生产投入, 加上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 粮食又连续减产, 直到1989 年才恢复到1984 年的产量。20 世纪90 年代初粮食增幅减缓, 粮食产量稳定在4. 4 亿吨的水平。1995 年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加上风调雨顺, 粮食产量持续增长, 1998 年达到5. 12 亿吨, 粮食库存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粮食供求出现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为了克服阶段性粮食供过于求的状况, 1999 年开始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较多, 缩小粮食保护价收购范围, 使得农民种粮的报酬效率降低, 同时受天气因素的影响, 加之城市扩张等非农用地扩大, 粮食生产持续数年减产, 产需逐渐出现缺口, 2003 年粮食产量减到4. 31 亿吨, 创下十几年来的最低水 平, 当年产不足需达5000 万吨, 占当年粮食需求的10% 左右, 粮食供求开始出现由供过于求向产不足需转变, 由于社会心理的影响, 加之粮食市场整合程度不高, 产区和销区产销衔接存在很多障碍, 最终导致了粮食价格上涨, 并带
动整个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扬[3]。
面对本世纪初中国粮食产不足需的态势,2004 年中央政府出台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 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于政策驱动、市场拉动, 2004 年中国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总产量达4. 69 亿吨[4]。2005 年中央1 号文件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 强调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截至2005 年2 月全国已先后有26个省(市区)开始停止征收农业税, “皇粮国税”有望很快退出数千年的中国农业历史舞台[5]。这些惠农政策为全国粮食恢复性增长奠定了基础, 使得中国粮食生产在近几年内将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
(二)粮食安全
中国现有耕地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 人均耕地只有1.43 亩, 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8% , 而且中国水资源十分短缺, 人均水资源仅是世界的1/4,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世纪之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耕地不断减少, 粮食产量连续5 年下滑, 2003 年全国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尽管中国粮食产量连续5 年下滑, 但中国粮食储备比较充裕。2003 年末中国国有粮食库存1. 80 亿吨, 加上全国农户存粮数亿吨, 所以近年粮食保障水平仍然相对较好。然而, 由于人口增加,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减少和农业资源的限制, 食物结构的变化, 进口粮食增加, 2004 年粮食由上年净出口1991. 7 万吨转变为净进口495. 8 万吨, 中国已成为世界粮食和农产品进口大国, 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和供求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 使中国粮食供求由供大于求向产不足需转化[6]。所以,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问题。2004 年,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中国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 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9% , 扭转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 使得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得到相对缓和。尽管中国粮食供求关系近期内无忧, 但从长远看, 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二、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
(一)自然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1. 我国土地资源特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1)绝对数量较大,人均占有量小。我国内陆土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144亿亩),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约为12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约40亩)的1/3;(2)山地多,平地少。我国地形错综复杂,地貌类型多。(3)各类土地资源分布不平衡,土地生产力水平低。以耕地为例,我国大约有20亿亩的耕地,其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部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在全部耕地中,中低产耕地大约占耕地总面积的2/3[7];(4)宜开发为耕地的后备土地资源潜力不大。在大约5亿亩的宜农后备土地资源中,可开发为耕地的面积仅约为1.2亿亩[8]。我国土地资源的上述特征说明我国粮食生产受到了人多地少的制约。另外,我国土地细碎化特征明显,降低了粮食生产
的效率。其主要原因一是减少了农户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抑制了本应生产出来的粮食产量;二是增加了农户的投工量。如秦立建等(2011)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了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发现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减少了粮食产量。 2. 自然条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另外,粮食生产很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洪涝、干旱、气候变化等等自然灾害都会对粮食生产造成危害。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粮食比其他产业面临着更多的自然风险。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下,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我国在很长间对农业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少而且陈旧,抗旱抗涝能力较差,极大限制了抗灾抗旱能力。直到2010年一号文件才提出,把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水利建设等放在重要位置,以提高抗灾能力,减少粮食生产的灾害损失[9]。
(二)农民种粮意愿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从经济效应考虑,种植粮食的比较利益低下。种粮除去人工成本,种粮的农药、花费、种子等费用,不考虑自然灾害等所剩的利润通常为200-300元。这相当于农村打工1-2天的工资收入,在这样的收益水平下,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实行规模化经营,这种分散经营对农户根本没有吸引力[10]。现在农村,尤其在南方,由于受到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部分条件不好的农地被大量撂荒,只有一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如灌溉便利,交通方便和土质肥沃的土地,农民才愿意耕种。同时分散经营的农户往往降低了播种次数,把原来的播种2-3次改为1次。
正是由于种植业比较利益偏低,农民在理性选择下,追逐当期利润最大化,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有了显著的下降。通过比较农业与非农产业投入产出比、农民会自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生产安排呈现短期趋利化行为。最近20年以来,一共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阶段。1990-1995年期间,这一阶段,尤其是1992-1996期间正值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时期;1996年以后,期间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粮食种植面积开始上升;但是1999年以后,粮食种植面积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公平流动”政策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加快阶段,也是我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11]。只有在2003年开始,国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农村优惠政策和加大了农业补贴以后,才刺激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才企稳逐步回升,但是仍然未能恢复到2009年以前的水平,可能与我国耕地面积缩小有关[12]。如2004年以后,中央连续多年颁布中央1号文件、以农业“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促进补贴政策、以大县奖励为重点的地方政府财政奖补政策、以技术服务补助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服务补贴政策[13]。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产生正面影响,理论界对此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
动力,生产效率低下,即使劳动力不发生转移,粮食也不能增长;但是如果由于种粮经济效益低下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下降,出现大量的撂荒、弃耕现象,导致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则可能会导致粮食减产[14]。所以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正面影响
(1)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增收能够反哺农业。 农户无论是外出务工的“离乡又离土”,还是就地转移的“离乡不离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事实上,近年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非农收入的增加,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15]。农民增收为增加农户对农业投资提供了经济基础,如购买更优质的种子,生产效率更高的化肥,实行农业机械化耕作等,这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粮食生产。
(2)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土地流转,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农村劳动力转移使部分农民人地脱离,尤其是那部分“离土又离乡”的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化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已经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身份虽然仍是农民,但已经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占据了城市产业工人的半壁江山[16]。以后随着我国政策的逐步完善,农民工最终逐步向市民化转变,这将使得他们的身份彻底发生改变,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人地脱离为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整理提供了条件,可以把零碎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与管理。这将改变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这主要归于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随着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必然导致农业小规模经营与外出务工以及非农业经营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农业收入明显低于非农业生者收入[17],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会主动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第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必然导致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物质资料,农村劳动力相开始变得更加昂贵,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农民自发地进行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代替劳动力,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另外国家制定了农机补贴,加速了机械化的过程。所以,这既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能提高农业机械的利用率,从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18]。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1)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劳动力供给,不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我国粮食生产长期以来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推广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力要素在粮食生产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总量上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量,会对粮食生产的 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一些劳动力流出户将土地转包,流入户可能会对承包土地采取短期化、掠夺性经营,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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