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这种分类方式和思路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参考或引用112。作者认为辽宋建筑表现出了材料力学和数学的成就，体现了宋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将古建筑技术上升到科学的层次。
上世纪80年以来，考古方面的新材料依然丰富，包括砖塔、城址、重要墓葬等。一些新的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的发现虽然不属地上建筑遗存，但有助于丰富辽代建筑的类型，扩大研究者的理解。在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113、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塔114、北京天宁寺塔115、辽宁朝阳北塔116、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117、山西灵丘觉山寺砖塔118的修缮工程或保护工作中，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古钻探、考古发掘、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等方法，对这些建筑及其附属遗址进行年代分析和形制判断，为进一步理解各个实例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映的时代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比如，依靠考古发掘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的修建年代的认识就从最初仅推测白塔与独乐寺规划有关119，最终发展到辨识了白塔始建、多次修葺等整个沿革过程120。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能运用他们在宗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分析塔和墓葬的建筑功能等情况，而这正是不少建筑研究者所缺乏的；所以考古报告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辽代建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和思路。
1999年傅熹年发表的《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首次专题讨论了官式建筑和地方传统的关系。此讨论思路更加明确了建筑地区性特点的重要性，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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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究思路的发展。其中对辽代建筑遗存中官式建筑与地方传统的区分，对继续分析辽代建筑遗存有重要影响。
2001年傅熹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循陈明达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提出的线索，将陈明达的方法从单体建筑向建筑群落、城市布局推广开去，对现存实例的精确实测图进行分析，发现了城市规划、建筑群落和单体建筑设计采用扩大模数的设计手法。这对更深入认识辽代建筑提供了方法和观点的指导。在对辽代实例的分析中，他还发现了不少以往单纯靠形制分析无法发现的特点，核实或改变了对以往某些实例的沿革、发展演变的判断。比如，他推算出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所用的基本尺为29.8cm，略大于观音阁辽尺，由此判断山门的建造年代可能比阁稍晚。
四、对辽代建筑的文物保护
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实地调查时已注意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学社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不仅记录下当时的建筑状况，还注意区分每个单体建筑的价值，以利于之后的保护工作。
辽代建筑年代久远，颓坏情况相对于稍晚的建筑物更为严重。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为例，解放前学社调查时善化寺曾充女校，当时成操兵之地，柱架北倾；非急与修治，恐颓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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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1951年雁北文物勘察团调查时，大雄宝殿颓毁尤甚，最严重的是由于殿后有大水塘，殿基浸软，梁架向后倾斜。至1953年罗哲文再次前往考察，水塘已干涸并准备填平，但台基坍塌，梁架北倾，角柱劈裂等损毁严重。
如前所述，在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本思想，对后来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很有影响：
一是根据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材料特点，在文物建筑保护时应先考虑防水、防火、避雷的问题。这一条在解放初期的文物保护普查和基本保护维修中已经得到保障。
二是不宜轻易考虑建筑复原，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之最良方法。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或主持工程者却未能与梁思成一般远见，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些古建筑维修反成破坏的后果。
三是修缮保护的主持者需“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这一条更加不容易达到，应该是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个理想和目标了。
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切实保护古物建筑的指示》，指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等古建筑被拆除破坏是和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相违背的121。这一建国后首个文物建筑保护的政策，即与辽代建筑的保护密切相关。此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也逐步发展。受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文物部门在保护文物建筑的时候基本沿用了学社的建议和方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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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效果。限于当时的国情，文物建筑保护只能分出轻重缓急，对重要保护单位进行普查，开列各细部损毁状况清单，然后为每个单体建筑订出近期一般保养和长期修缮目标。大型修缮工程要挑选重点中的重点作为保护对象，在制订修缮方案前要通过多次勘察，比较谨慎。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修缮了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等，及时保存了这批极为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存123。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文物部门又再次对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修缮保护的工作，其中除辽代木结构建筑外也包括一批辽塔。对于一些工程上的重大问题，如应县佛宫寺释伽塔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还多次组织专家会议讨论。不过，也有个别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如随意以复原名义改动了建筑原状，或拆毁了其它时代的相关建筑等。
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意义与成就
中国最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机构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机构的主要研究人员是梁思成和刘敦桢。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的第一篇古建筑学术论文，也是中国人第一篇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而这些第一的研究对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就是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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